提起鄧麗君，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有人形容：全球凡是講華語的地方，都能聽到鄧麗君的歌聲。很多專家認為，在流行歌壇上，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超過她的藝術高度和流行廣度。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隨著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入，鄧麗君的歌聲像旋風一般吹遍了神州，她的歌迷真是不少。然而，一生沒能踏上故土的鄧麗君有一段向往回大陸“尋根”的往事，鮮為人知。當年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擔任文體部部長期間，曾與鄧麗君有過接觸，并為促成她實現回內地“尋根”的愿望做過一些工作。在和她接觸中，她曾不止一次談起自己的夢想：回內地看看，在北京、上海、廣州幾個大城市舉辦個人演唱會，同內地歌迷見見面，在蘇州買套房子，將來好在內地過舒適、安閑的生活。遺憾的是，她的夢想因受到當時臺灣最高當局的“勸阻”，一直未能實現。

　　今年正逢鄧麗君誕辰六十周年，回憶往事，歷歷如昨。我追記成文，作為對這位享有盛譽、懷鄉思親的天籟歌后的紀念。

首次聽鄧麗君演唱

　　1985年春，我應邀出席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臺慶聯歡晚會，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鄧麗君在舞臺上演唱。

　　當晚港臺歌星云集一堂，各顯豐姿。蜚聲海內外的鄧麗君當年是無線電視臺的簽約歌星和“歌唱節目”主持人，因為有不少老朋友和預先相邀的鄧麗君歌迷會會員們的鼎力捧場，晚會氣氛十分熱烈。鄧麗君演唱的歌曲大部分是香港人愛聽的國語歌和粵語歌，如《千言萬語》《小城故事》《風從哪里來》等。

　　聯歡會結束，我正巧遇到幾位香港文藝界的朋友，其中有的是和鄧麗君合作過的歌星和作曲家，有的是鄧麗君的忠實粉絲，還有專程從美國趕來觀看鄧麗君演唱的華僑。大家交口稱贊鄧麗君的精彩演唱。我以前只是在收音機里聽過她的演唱，在報刊上讀過介紹她的文章，但百聞不如一見，親耳聆聽她的演唱，更使人覺得她確是天資甚高、歌壇難得的一位巨星。她歌路廣，什么國語歌、粵語歌，包括民間戲曲、小調和唐詩宋詞，還有英語歌、日語歌都會唱。而我最喜歡她用唐詩宋詞譜寫的古典歌曲，如李煜的“獨上西樓”，蘇軾的“但愿人長久”，范仲淹的“芳草無情”，辛棄疾的“欲說還休”等。民族傳統唱法更顯她獨特的演唱風格。

　　她臺風正、扮相美，在舞臺上有時穿旗袍，有時穿鄉村姑娘的短衫，有時穿學生裝，樸素大方，很有青春氣息。最難得的是她的好嗓子，唱詞吐字清楚，感情純真、纏綿，同一首歌由她唱出來的，就是不一樣，有韻有味，委婉細膩。

　　在交談中，有位華僑的話引起我的注意，他說內地的改革開放，在海外的廣大游子中，形成了一股強烈的“尋根”熱，鄧麗君也是其中一個。她的祖籍在內地，很想回老家看看。同時她也知道內地有不少她的歌迷，如果有演唱的機會，同歌迷們見見面，那就更好了。

　　當時在香港這個特殊環境下，開展海峽兩岸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有很多有利條件。聽到鄧麗君有回內地“尋根”的愿望后，我產生了促成她早日實現回內地開演唱會的想法。

沙田馬場再見鄧麗君

　　1986年秋季的一天下午，惠風和暢，晚霞漸染。我同新華分社副社長陳伯堅同志和他的夫人、資深編輯胡修亞大姐，應香港朋友吳多泰先生及夫人朱蓮芬女士（他們兩位都是全國政協委員，朱蓮芬女士還是香港作家協會會長）的邀請，到沙田馬場看賽馬。我們乘車沿著海堤繞過獅子山腳下，直向馬場駛去。吳先生和朱大姐在門口迎接我們，吳先生說：賽馬是我們香港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你們幾位來香港有多年了，平時難得有機會看賽馬，今天請你們來一塊兒玩玩兒。鄧小平先生不是說香港回歸后馬照跑、舞照跳嘛。我們表示只看看就行了。朱女士說：光是看不行，不下賭注就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賽馬。大家哈哈大笑。

　　離開賽還有一段時間，朱蓮芬向旁邊的大廳走去，不一會兒工夫她便回來了，對我說：“今天真巧，鄧麗君也來了，你是負責文化工作的，要不要同她認識一下？”因當時臺灣對內地奉行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仍處于對立狀態，所以我說：“只要她不介意，當然可以。”我們走進大廳時，只見鄧麗君同幾個年輕人在聊天說笑。朱女士把鄧麗君叫了過來，只和她說了句：“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韓先生，你們聊聊。”便走開了。鄧麗君的著裝打扮讓我很意外，她身著牛仔服，還有些褪色。不施粉黛，俏麗大方，充滿活力。不知什么原因，她隨意地向我問道：“你是從臺北來的嗎？”我有些詫異，難道朱女士沒有向她介紹我的身份？我便直截了當地對她說：“不，我是從北京來的，我叫韓力，今天在這里認識鄧小姐很高興。”并遞給她一張名片。她看后愣了一下，有點不好意思。為了緩和氣氛，我接著問：“聽說你想回內地去看看，是真的嗎？”她很坦然地回答：“內地是我的老家，我早就盼望回去看看，如有可能我還想舉辦個人演唱會，同我的歌迷們見見面，感謝他們對我的支持和關懷。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法？”鄧麗君好像還有話要說，這時開賽的鈴聲響起，我只好向她表示：“你的想法很好，賽馬開始了，以后我們還有機會見面，那時再詳談。”我們便匆匆告別了。

請鄧麗君看電影

　　我把在沙田馬場與鄧麗君談話的情況向分社領導匯報之后，經分社研究，決定由我和我部文藝處彭燕燕同志進一步同鄧麗君接觸。

　　一天下午，我們在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專門向港澳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發行中國電影的公司）請鄧麗君和她的秘書看電影。片子很多，我們拿出中國電影名錄請她挑選，她一頁一頁地翻看，看得很仔細、認真，最后她選了兩部反映上世紀30年代內地生活的電影：《駱駝祥子》和《雷雨》。在一間能容納二三十人的小型放映室里，只有我們四個人看，談話也很方便。我們準備了一些茶點，兩部電影足足看了一個下午。

　　鄧麗君看得很入神，但情緒似乎有些凝重。看完之后，她感慨地說：“我很喜歡這兩部電影，作為一個臺灣藝人，可以說是當頭一棒。”我當時對她說的“當頭一棒”不太理解。接著她又說：“我原以為內地的電影都是搞宣傳的，沒有想到會拍出這樣好的藝術片，有些鏡頭使我感動得要掉下眼淚。”

　　聽完這番話，我才明白了她所說的“當頭一棒”的意思。我相信她說的不是客氣話。我在工作中曾接觸過一些臺灣文藝界人士，他們對內地的感受和鄧麗君有些類似。

　　到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請鄧麗君在她下榻的利園酒店吃飯。我問她喜歡中餐還是西餐，她說，西餐吃不慣，還是中餐好。上菜之后，鄧麗君又說：“這么豐盛的菜，我簡直吃不下去。剛剛在電影里看到虎妞和祥子，還有魯大媽一家的遭遇和苦難生活，我心里很難受。現在要我吃這么好的東西，實在不忍心，這兩三天內甚至連睡覺也會想這些故事。”她一臉凝重的神情更顯她柔情善良的天性。我想這大概和她小時候家境貧寒和在所從事的藝術職業中遇到的甜酸苦辣有關吧。于是我們就把話題轉到她回內地的問題上來。

　　我問她對回內地有什么具體想法，她說：聽父母講，老家河北大名縣還有個姑母，從來沒見過面，如能回去一定要去看看她老人家。談到辦個人演唱會，她說：聽說內地有不少青年喜歡我的歌，如果有條件演唱，我當然很高興。對于生活困難的人可以免費不收門票。至于演出的收入，我愿意捐獻給內地的公共事業，包括修建公共廁所。此外，她和秘書還談到一些演出方面的具體問題，如燈光、音響以及制作錄音磁帶和光盤等。我們表示，這些問題我們負責向內地有關單位反映，如有辦演唱會的可能，承辦單位會與鄧小姐協商解決。

夢想受阻終身遺憾

　　隨著接觸的深入，分社領導決定，由我和彭燕燕前往北京向文化部匯報有關鄧麗君回內地事宜。當時，文化部領導十分重視此事，認為鄧麗君在港臺和海外歌壇頗有影響，在內地也有很多歌迷，如她能回來看看，甚至在一定范圍內舉辦演唱會是件好事，應爭取她能成行。但是，由于臺灣當局當時還沒有解除對內地的戒嚴令和奉行“三不政策”，鄧麗君能否回內地探親并開演唱會，關鍵在臺灣當局的態度。果然不出所料，鄧麗君后來再沒有和我們聯系，此事便擱置下來。事后多年，我從香港《信報》的一篇文章中得知，當年，由于臺灣最高當局出面“勸阻”，致使鄧麗君的“尋根”夢未能實現。

　　1995年5月的一天，我從《參考消息》上看到鄧麗君在泰國逝世的報道，頓時愕然。沉靜片刻，許多往事浮現眼前。沒有想到年僅42歲的鄧麗君竟這樣早就匆匆離開人間。近些年來，兩岸關系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實現“三通”后，兩岸的人員自由來往,經貿、文化交流日新月異。攜手推動和平發展，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成為兩岸更多同胞的共識。可以想見，鄧麗君如果健在，她的夢想一定能和偉大的“中國夢”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并得以實現。可惜她生不逢時，英年早逝，竟成終身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