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對這一年的記憶,紅色無疑是最亮的那一抹。本報年輕的編輯、記者隨中國作協組織的全國數百位作家,重返歷史現場,重溫難忘歲月。也許,這只是萬分之一的“長征”,但是這一紅色印記,已深深地鐫刻在他們成長的路上。
——編 者
萬分之一的“長征”
馬 涌
這只是“重走長征路”中普通的一天。
早上,一車人從西安的駐地坐著大巴出發。天氣還好,陽光不錯,一車的作家們欣賞著西安清晨的景致,高談闊論著種種的見聞。路有些堵,大巴車在城區里走走停停,乘客們一邊聊天一邊隨著大巴的啟停轉彎而點頭搖頭,不時爆發出心領神會的笑聲。
太陽默默地爬升了高度,陽光透過車窗開始顯得耀眼。車已開出市區上了高速,充滿活力的城市街景,被千篇一律的“柏油路加綠化帶”所替換。原本臨窗看景的人紛紛拉上了車窗的遮陽簾,拉動簾布揚起的灰塵在陽光之下清晰可見,慵懶地乘著氣旋隱匿到暗處,看得人鼻子里隱隱發癢。即使是最熱衷于表達的作家,此刻也緩下了語速,收小了音量,將車中音響的主旋律,讓給了單調的發動機聲。
我決定睡上一會兒,盡管這還只是上午。
我是被不適感“叫醒”的。后背被黏糊糊的汗液勾了芡,肩膀卻在頭頂空調的勁吹下透著寒。人坐在椅面上,往上及腰,往下到腿,都被銹住了一般的僵硬感所包裹,仿佛動一動就要發出嘎吱嘎吱的怪響。
看看表,睡過去了一個多小時。探頭環顧車內,一個個后腦勺都深深地隱沒在座椅靠背之后,什么也看不見。此刻,驀然發現一個名叫“無聊”的小人兒在腦海中不停地抖腿,噠噠噠噠的聲音令人心煩。只有“放松一下”的時間才能稍稍充值一下活力,但幾分鐘后馬上又做回了椅子的囚徒。
吃過午飯,依舊還是趕路。不知不覺間,大巴車已經從高速路開到了山路上。窗外的山和樹,此處和彼處并沒有什么區別,偶爾出現的指路牌成了天降甘霖般的風景調劑。
心思恍惚間,我想起此行的目的——這是重走長征路啊。
如果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是當年長征路上的一站,那么如今這條山路,多半就是當年紅軍行軍走過的那一條。當我們的細皮嫩肉在松軟的大巴座椅上坐得腰酸背疼的時候,那些二十來歲的戰士們,正在路邊用帶著厚繭和血泡的腳板趕路,在前面的山崖上伏擊著我們的懶惰和軟弱。
這是出發之后的第五個小時?還是第六個?坐車這么久的路,背著槍的戰士們又要走多久?沒有導航的戰士們,知不知道他們離此行的終點還有多遠?心中有沒有“就快到了”的期冀?我們今天就會返回西安,而戰士們在抵達今天這個我們的“終點”之后,是否有一個“歸處”在等待著他們?
久坐的焦慮酸脹,此刻變成了關于歷史的感受與追問,盡管其程度不及歷史上的萬分之一,卻比再高明的文字都要貼切。這是重走長征路的魔力。
大巴車終于停下了。
我們的目的地,在丹鳳縣庾家河,這里一處名為“楊家藥鋪”的鋪面,曾是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會議召開的地方,紅二十五軍在這里也曾與敵人有過激烈的戰斗。如今,“楊家藥鋪”已成為當地著名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當年在此迎接紅軍的店主后代楊青山,將鋪面改造成了一座關于紅二十五軍歷史的小型博物館。我們到來時,楊青山穿著紅二十五軍的軍服熱情地迎接了我們,還為這座小型博物館給我們做了詳盡的解說。但我卻對這楊家藥鋪所在的那個小村子更感興趣。
在我手機的地圖上,“楊家藥鋪”是沒有標注的。不僅如此,楊家藥鋪所在的這個村也都沒有標注。然而這里并沒有被時光遺忘的破敗景象。街上是平坦的柏油路,電線桿撐起的電網通向家家戶戶,房子都是光鮮的二三層小樓,白色的墻面磚襯著銀色的鋁合金窗,房頂上支起一口口天線“大鍋”。尤其惹眼的,是不遠處的一間臨街店臉上,掛著“農村淘寶服務站”的招牌,與旁邊的紅色舊址一起,映現著兩個時代。兩個小伙子跨在嶄新的摩托車上,看了看我們這群來參觀的外地人,轟開油門一溜煙地消失在村路盡頭;年輕漂亮的新媳婦們抱著孩子出來看熱鬧,那時髦的衣著、發型和妝容,和北京街頭并無二致。
紅軍途經此處已經八十年。在這個開著導航也找不到的小村落,人們已經有了這樣的生活。
如果八十年前紅軍未曾從此過,今天這里會是什么樣;如果八十年前未曾有過紅軍,今天這里又會是什么樣?
離開楊家藥鋪日已偏西,返程過半已夜色蒼茫。萬物的輪廓隱沒,在回到高速路上之前,我們甚至找不到一輛同路車的燈光來互相慰藉。黑暗中我們人困馬乏,調頭向后返回溫暖的賓館,而紅二十五軍還在沿著未卜之路向前,向前。在夜色最濃稠處,我看到他們的身影與我錯身而過。
這是僅僅萬分之一的長征,已足夠印刻在我心中。
細節里看民心
王子瀟
“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
兒時學習的課文,朗朗上口的語句或許會成為一生無法忘懷的心底回音。清晰記得學到這篇課文時,老師為我們聲情并茂朗讀這句話時的場景,陽光正暖,近至正午,動人的文章、彩色的配圖、溫暖而親切的聲音,構織出難忘的童年畫面。一段紅色的歷史記憶,連接著毛主席與普通百姓的生活逸事,在江西贛南的井邊開展,也在一代代孩子們的心中永久地定格下來。紅井,這個課文中的意象,令兒時的我心有向往,渴望一見真容,一品井水甜涼。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口潛藏于記憶深處,深埋于心河之底,仿若精神圖騰的紅井,于今年令我得以真實地“邂逅”。來到瑞金,來到沙洲壩,相比于氣勢恢宏、莊嚴肅穆、意義非凡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這口低矮、并不顯眼的紅井更令我心潮澎湃。井口并不碩大,一方鐫刻著“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靜默地矗立一旁。舀一口井水,一股沁人心脾的甘甜貫通全身,一路的乏累也隨之消散。
很難想象,一口普通的水井,居然成為賡續于幾代人心中的紅色印記,甚至成為如今的5A級景區。既不是宏闊莊重的建筑群,也不是銘刻歷史節點的戰爭現場,相比于祖國山河各處紅色舊址、革命遺存,這口紅井實在是微小的所在。然而正是這樣一份看似平凡微小的所在,成為了一顆紅色的種子,深深地扎進幾代人童年的心靈深處,生根發芽,萌發出對共產黨,對毛主席,對為百姓謀福利、急百姓之所急理念的懵懂卻又具體的感知。紅井,成為執政為民理念的真實象征,具象了中國共產黨從興立伊始便恪守秉持的為人民服務的堅實理念。
這樣想來,紅井的可貴和非凡便也愈發清晰,與那些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浴血奮戰的革命戰斗相比,紅井的故事更貼近人民群眾的實在生活,更走入尋常百姓樸實平凡的內心。打一口井,讓百姓不再忍受塘水的臟臭,日子或許不再是將就和無奈,有了變好變甜的可能。改善生活品質的同時,更打破了“沙洲壩人喝不得井水”的天命迷信。“不要信天命,要信革命!還是打口井吧!”毛主席一句輕松而又堅決的話語,道出了共產黨人的革命信仰,定為百姓謀福利的信念宗旨也自然地汩汩流顯。
不禁想起曾讀到過的中央蘇區一段“鹽史”。1931年,國民黨中央政府頒布新《鹽法》,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制,嚴禁私賣。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實行經濟封鎖,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共產黨手里。面對殘酷的封鎖打壓,中央蘇區積極開展全民自救生產運動,全力推廣土法熬鹽技術,雖鹽的質地不好,但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央蘇區的食鹽供應壓力。
然而敵人的封鎖使得中央蘇區的經濟愈發惡化,食鹽的壓力越來越大。面對困難,中央蘇區的百姓不逃離、不屈服,而是堅定地與共產黨人同面對、共患難,打通竹杠的關節,用食鹽水浸漬衣服,甚至裝扮乞丐、假裝出殯,妙招頻頻騙過敵人的封鎖檢查,將不絕如縷的鹽輸入蘇區境內。共產黨人堅守“有鹽同咸,無鹽同淡”,以身作則,帶頭表率,毛澤東自身執行最低食鹽定量標準,掌握食鹽分配大權的閩浙贛省財政部部長張其德,守著鹽堆,領著家人吃淡菜,“這些白花花的鹽巴是革命的本錢,我們決不能以權謀私,動用公家一粒鹽!”
常是危難見真情。這種基于生活本需的生命訴求,讓“鹽”成為了一個同心圈,凝聚了共產黨人與蘇區人民的心,也筑成了一道敵人無法摧毀的情感厚壘、意志高墻。這里雖不是硝煙彌漫的戰場,卻關乎百姓日常生計、生命健康,是百姓感受最直接、最鮮明的危機挑戰。此時,誰能和百姓走得最近,誰能與他們共渡難關,誰能幫助他們改善現有的生活,誰就是他們最堅定的戰友,最可愛的親人。
共產主義、革命理想,這些宏大深刻的名詞未必能讓每個普通百姓真正地理解,但生活中的現實困難,日常里的坎坷陪伴卻是他們真實深刻的生命體驗。為他們打一口井,改善生活的水質;帶領他們一起產鹽運鹽,保障生活的所需;為他們抗擊反動侵擾,維護村寨的安寧;與百姓一同織布紡線,融入他們的生活;為百姓分得田地,讓每個人有自食其力獲得幸福的可能。當溫暖真摯的情感滲入到點滴的生活細節,宏大高遠的理想追求就會變得真實可感,“自己人”的意識便會潛移默化地流進百姓的心坎。跟黨走,跟著紅軍戰士走,正因為他們是我們生活的一分子,是能夠與我們同甘苦共命運的同路人,也是讓我們生活變得有滋有味、踏實平安的可親可敬的人。
歷史的宏圖往往鋪就于平凡的細節,絲絲日常的樸實感動,蘊含的是血濃于水的真情實意。紅井也好,“紅鹽”也罷,凝聚的都是共產黨人用真誠換來的火熱之心。當沙洲壩人民在紅軍走后的每個夜里自發圍坐在井邊仰望北斗,當蘇區的百姓千方百計、不畏艱險地為紅軍戰士輸運食鹽,歷史的軌跡早已在這情感的共鳴共融中寫就。
不滅的火
周舒藝
仲夏時節,驕陽似火。
上杭、長汀、連城、新羅、灌陽、全州、興安、龍勝……我隨著中國作協組織的中國作家“重走長征路”閩桂團,沿著當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團的行軍路線,行走在閩西和桂北的大地上。
八十年前激烈的槍聲已逝,八十年前壯烈的吶喊聲已逝,八十年前沖鋒的身影已逝,但,我分明看到了一團團紅色的火,在明明滅滅中頑強地燃燒,在星星點點中蔓延著燃燒,在艱難的長征路上熊熊燃燒。
那是古田鎮那幢小樓里,一盞燃燒的燈火。
閩西,是紅軍長征出發地之一。
這里,是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發祥地,是中國革命的紅色搖籃。1929年12月在上杭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是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件。
我們來到了閩西上杭縣古田鎮。在采眉嶺筆架山下的賴坊村,有一幢二層磚木結構小樓,上廳的左廂房,是長征前夕毛澤東同志曾經居住過的地方。走進古樸的小樓,仿佛一步邁進了八十多年前,依稀看見在一盞通宵燃著的松明子燈下,毛澤東奮筆疾書,寫成《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后來改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萬言長文。正是在這篇文章里,毛澤東提出了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黑夜里,松明子搖曳的燈火與毛澤東筆下的“星星之火”,相互輝映。
那是紅軍戰士的鮮血,灑在長征路上,紅得像火。
這一條長征路,戰火紛飛。
紅軍長征前第五次反“圍剿”在閩西的最后一戰松毛嶺戰役,中央紅軍突破了國民黨軍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八十多年后,當我們再次來到那些戰役的遺址時,松毛嶺、覺山鋪、新圩、界首……掩體還在,戰壕還在,彈孔還在,樹木紋絲不動,江水波瀾不驚,只有紀念碑高高地矗立。
松毛嶺一戰進行了七天七夜,異常慘烈,萬余名紅軍戰士犧牲在巍巍松毛嶺,然而這一場戰役為中央紅軍長征贏得了寶貴的集結和轉移時間。幾日之后,1934年9月30日,剛剛走下前線的紅九軍團在閩西長汀縣中復村觀壽公祠前舉行誓師大會,開始了長征。
紅九軍團,是長征中唯一參加過紅軍三大主力長征行動的部隊。在包括紅九軍團在內的中央主力紅軍八萬六千人的長征隊伍中,閩西子弟約兩萬六千人,到達陜北時只剩下兩千余人,平均每一里路就犧牲一名閩西子弟。
當年11月底,中央主力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敵軍展開激戰。盡管最終強渡湘江成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損失極其慘重,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八萬多人減少到三萬多人。擔負全軍后衛的紅三十四師全軍覆沒,師長陳樹湘等將領全部犧牲。民間從此有“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之說……
那是一株盛開的石榴花,血紅,如火。
在當初關押瞿秋白同志囚室外的一方天井里,我看到了這棵石榴樹。
走進長汀博物館院內,東邊一處廂房門外的墻上,掛著“瞿秋白同志關押處”的牌子。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瞿秋白不幸被捕后,于1935年5月9日被國民黨三十六師囚禁于此。敵人得知瞿秋白的身份后如獲至寶,在這間十余平方米的簡陋的囚室內,采取各種手段對他利誘勸降,但都被他嚴辭拒絕。他對勸降者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6月18日臨刑前,他神色不變,坦然走向刑場,沿途用俄語唱《國際歌》《紅軍歌》。到刑場后,他盤足而坐,回頭微笑著對劊子手說“此地甚好”,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飲彈灑血,從容就義。時年三十六歲。
我在囚室外小小的天井里,仰望火一樣盛開的石榴花,久久佇立。
一條長征路,是一條播撒火種的路。
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有一句關于長征的話:“從福建的最遠的地方開始,一直到遙遠的陜西北道路的盡頭為止。”
這個“福建的最遠的地方”就是福建長汀中復村。在紅軍出發“零公里處”的石碑前,我們遙想當年:聲聲悲壯的軍號聲中,紅九軍團的將士們從這里出發,輾轉閩、贛、粵、湘、桂、黔、滇、川、康、甘等十一省,最后完成掩護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艱巨任務,成為中央紅軍軍團中行進路程最長、行走時間最久的一支部隊。
“當紅軍有田分”“紅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白軍是豪紳地主的軍隊”……在興安縣華江瑤族鄉千家寺、灌陽縣水車鄉夏云村等地,我們看到,不少建筑物的墻上都留下了這樣的標語。1934年底,長征途中紅軍經過桂北,匆匆而過的紅軍第二天一早就離開了,但那寫在墻上的標語直到今天依然隱約可見,紅色的大字如一團團熊熊烈火。
這一團團火,永遠不滅!
重返歷史現場
虞金星
5月,長途顛簸之后,我跟著一隊“重走長征路”的作家到達木取獨渡口。眼前是黃濁的金沙江,江面寬闊,江水看起來平靜,只能從偶爾打著的漩看出內里的洶涌。遠處覆蓋著薄薄植被的高原山丘,頂部云霧籠罩。1936年4月,長征中的紅二方面軍,正是在包括木取獨在內的幾個渡口,橫渡金沙江,跳出追兵堵截,北上會師。
木取獨渡口,位于玉龍縣石鼓鎮,屬云南麗江。我知道紅二方面軍作為紅軍主力之一,從湖南出發長征,轉戰烏蒙,渡金沙江,翻雪山……我也知道云南麗江、玉龍雪山,許多文藝青年把麗江當作理想的休憩之地,許多登山愛好者把玉龍雪山當作探險攀登的目標……但我從沒把它們聯系在一起。即使當我到達木取獨渡口,依然沒能把它們聯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說,在木取獨,當它們作為名詞同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時候,更增加了我的困難。
是的,困難。在這塊亂石江灘上,我遇到了困難。一部分,是我之前就有所預料的——我的羸弱的想象,并不足以重新勾勒出歷史的場景。哪怕它已經加上了多年后在現場的風聲、水聲,加上了文字的述說,勉強成了形狀,也沒能達到我的期待。
不過,對重建歷史場景之難,我倒是早有些心理準備。即使當年的歷史課學得還算認真,但知識其實是容易被時間損耗的。損耗的兩種形式,一是因為不復習而忘記,一是反復復習而變得仿佛熟視無睹,蛻變為有形式而無內容。多年之后,當年所學所知已難免零散虛浮的狀態。而知識本身,又并不等于體驗,牢固程度還要弱些,所以才有試圖“重返”的努力。
但還有更大的難度,是在我預料之外的。數十年過去了,有些昔日的名詞,在今天的現實里,盡管還保留了同一個名詞,卻早已有了新的面貌,附加了許多當年沒有的意義。它們或者沒有物是人非那么惹人傷感,卻比物是人非更難以追溯與重現。就像地層重疊,你要找到最初的那層,就必須一層層掀開。
怎么合理安置它們,在“過去”的“知識”和“今天”的“成見”之間,作出恰當的鏈接?這是看起來輕松、卻需要沉靜而嚴肅作答的問題。如果放棄回答這個問題,停留于簡單的知識重溫,千里迢迢的“重走”,可能就是形式大于意義了。
問題其實早就被問過,但在那些幾十年間面貌變化大、風格變化更大的地方,尤其突出。要回答它,也唯有不停尋找。年末往上海一行,從“一大”會址聽完講解出來,發現隔壁就是被視為時尚中心的“新天地”,又想起會址里“一大”代表們開會的桌上放的那套茶壺、茶杯,突然就對之前的問題有了些領悟。
在“一大”會址,講解員特意問我們,覺得桌上的茶壺、茶杯是原件文物嗎?那些茶壺、茶杯當然不是原件,但它們安置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復原會場時,到現在,其實本身也已經屬于歷史之物了。在1921年的“一大”會場與今天的“新天地”時尚街區之間,這套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茶具就像一種答案的提示物,讓我的時間線倏然貫通。一面是過去的歷史風貌,一面是現在的面貌,差別再大,也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從過去到現在,線索的存在總是隱約卻堅韌。從時間的鏈條上去理解它們,面貌的差異就不一定是困難,而很可能是一種更深理解的契機了。
過去的奮斗歷史,并不應該被懸置在外理解,而應該成為理解今天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它們之間的差異變化,我們常用“發展”去標示的,并不是時間不假思索、自然而然生成的結果,而是我們在長久的時間里不停選擇、行動的成果。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人們選擇復原最初的地層,重現時代應該銘記的場景;而“新天地”的成形,則是新世紀之交上海經濟、文化生活的展示。它們看起來各有考量,卻共有一種洶涌的力量。回頭再想起木取獨渡口的荒灘,與麗江如今在人們印象里所代表的安詳生活,我突然覺得,它們豈止并不“違和”,甚至應該說,它們的并置,才最精彩地展現了那段歷史里的追尋。“重返”歷史現場的力量,在這一刻自然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