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背景：近日，宜黃原縣委書記邱建國和原縣長蘇建國已經悄然復出的消息引爆輿論。去年9月，他們因在震驚全國的“江西宜黃拆遷自焚事件”中處置不當而被迅速免職并立案調查，如今，未聞當初立案調查的結論，卻傳出兩人分別就任撫州金巢（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和撫州市公路局局長的消息。

　　高調問責、悄然復出，兩位“建國”再次將官員問責制度的沉疴展現在大家面前。輿論嘩然之時，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行政法專家王成棟，剖析官員問責和復出制度的是是非非。

解碼一

免職是最重的問責手段

免職沒有問題，無條件的復出才是問題

　　在宜黃兩官員復出事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初兩人的免職本就不是一種問責，因此現在的復出是不正常的正常，不正常是因為當初兩人本該被問責而沒有問責，正常是因為當初既然不是問責，現在復出自然沒有什么禁忌。

　　其實，按照我國現有制度規定，免職確實是問責手段之一——黨中央、國務院2009年7月頒布實施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明確規定：對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方式包括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五種。行政法專家介紹說，免職一般是一種正常的工作變動，免職以后任他職甚至升遷，但如果免職之后長期不安排其他職務，其實就是一種懲罰。按照上述暫行規定，免職還是問責中最重的懲戒方式。因此，免職沒有問題，無條件的復出才是問題。

　　上述規定中的問責是一種狹義的問責，不包含紀律處分和刑事責任。問責暫行規定第四條明確：黨政領導干部受到問責,同時需要追究紀律責任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像撤職等就是一種紀律處分，是比普通問責更重的一種懲戒。

解碼二

問題官員悄然復出為哪般

畸形政績觀和上下級利益共同體作怪

　　近些年，在民意和現實情境的逼迫下，官員問責有常態化之勢，尤其是在群體事件和重大公共安全危機事件中，在輿情洶洶之際，幾乎都會有官員被高調問責。這本是疏解民怨的正義之舉，可是，頻頻發生的問題官員悄悄復出事件卻挫傷了公眾的心。三鹿奶粉事件的主要責任者、質監總局食品生產司原副司長鮑俊凱早在2008年底就出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因“黑磚窯事件”被撤職的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復出擔任該縣縣長助理；甕安事件中被撤職的甕安原縣委書記王勤，也被曝異地走馬上任……

　　王成棟教授認為，問題官員之所以能頻頻復出，與當初的問責心態和問責程度有很大關系。他說，現實中，不乏一些丟卒保車的現象，被問責的官員就是上級的馬前卒，其所作所為貫徹的是上級的意圖，上級為平民怨無奈將其“犧牲”，這種問責之下，違法者的核心利益沒有動搖，一旦有機會，上級必然要找機會補償。還有一種情況是畸形政績觀導致的極端事件，而這種畸形政績觀現在還不乏市場，自上而下進行的問責就成了應付民意的一種秀。

解碼三

怎樣保證復出的正當性

走出“暗箱操作”，復出必須考察和公示

　　王成棟教授認為，問責的效果正取決于問責之后官員承擔怎樣的后果，復出是否合理合乎正義決定著問責制度的成敗。

　　他認為，復出也是一種任用，按照有關法規和規章，黨政領導干部的任用必須公開透明，任用前必須公示，更何況復出的官員還是有污點的官員，是否重新起用應該有更嚴格的考察，復出的程序應該更透明更公開。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暗箱操作的嫌疑，復出的官員才有正當性。

　　王教授說，被問責的官員，作為一個污點干部，要復出，必須是有條件的。首先是在實質上考核其有沒洗清污點、有沒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其次要將這種考核過程和結果公開、公示。王教授建議，應該建立這樣的一個制度，即污點官員復出前必須通過報紙電視廣播等公共媒體向公眾述職，讓公眾評判其復出是否正當。

解碼四

領導崗位也要有準入制度

專家建議建立污點官員終身禁任制

　　在復出消息被曝光后，組織人事部門往往會以符合規定為由回應質疑。他們說的規定是指問責暫行規定第十條的相關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一年后如果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除應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履行審批手續外,還應當征求上一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意見。

　　王成棟教授認為，這個規定太含糊，應該做出更細致更嚴厲的規定。他建議，區分污點干部的情況，對于一些嚴重違法、造成重大后果、民怨特別大的一些干部建立禁入門檻，還沒達到故意犯罪不至于開除公職份上的，可讓其擔任普通公務員，但不允許其擔任領導職務。王教授說，現在不少行業都有準入門檻和禁止再入制度，如律師業，就有剝奪資格證終身禁入行業的處罰，作為領導干部，更應該嚴格要求。

　　與中國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形成一套較為完善的問責體系。作為通行的政府管理機制，“引咎辭職”也成為其公務員體系中最強大的自律信條。

　　官員問責制在中國起步較晚，開始只是零星的問責。在制度上，1995年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最早使用“責令辭職”。此后的幾年里，安全事故頻發，礦難不斷，到2001年4月21日，《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開始實施。

　　2003年“非典”期間，第一個問責風暴展開，官員問責逐漸走進了公眾的視野，此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開始加快推進問責的制度化。至2008年，又一個問責高潮出現，但實質上，它依舊停留在“運動化”階段，對官員的問責力度往往取決于媒體和社會的關注程度。2008年5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中，強調加快實行問責制。2009年7月，《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開始實施。

□鏈接

官員問責大事件

　　“渤海二號”事故：1979年11月，“渤海二號”鉆井船在渤海灣遷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72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3700萬元。問責措施：當時分管石油部的副總理康世恩被記大過，時任石油部部長的宋振明引咎辭職。

　　大興安嶺火災：2007年5月，大興安嶺發生火災，大火燒毀70萬公頃森林,3座城鎮變成廢墟,193人喪生,6萬多人無家可歸。問責措施：當時的林業部部長楊鐘被撤銷職務。

　　2003年“非典”：2003年，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孟學農、時任衛生部部長的張衛康等隱瞞疫情，防治不力。問責措施：孟學農、張文康被免去職務。同時被查處的還有上千名官員。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2005年11月，由于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發生爆炸，松花江發生嚴重水污染，數百萬人遭遇飲水困難。問責措施：國家環保總局對這起事件造成的損失負有責任，局長解振華辭職。

　　2008年襄汾“9·8”尾礦潰壩重大責任事故，254人遇難：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山西省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被停職檢查，臨汾市委副書記、市長劉志杰被免職等。

　　2008年三鹿問題奶粉事件：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被免職；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引咎辭職。石家莊市分管農業生產的副市長張發旺被免職等。（N本網記者 謝秋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