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女孩
搜索幕后核心幾十人
6月24日早上,網名為“溫迪洛”的女孩在上班間隙關注到了郭美美事件。“最初我并不是特別關注,只是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說這事,然后我就到天涯上的相關帖子去潛水。但是從天涯的帖子被刪后,我有點生氣了,就開始特別關注了。”
“溫迪洛”的真實身份是一名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按照她的描述,她的工作“不辛苦也不用加班”。這名在現實中走上工作崗位不久的女孩,外表乖巧,長發飄飄,就連父母和親朋都不知道,這個學技術出身,但是從事自己的專業毫無關系的工作的女孩,是一個從章子怡“騙募門”就開始多次參與“人肉搜索行動”的老網民。
“昨天跟一個死黨在聊天的時候,她問我最近在忙什么,我告訴了她此事,她知道后也對我很支持。”“溫迪洛”的話語中滿是笑意。
在關注郭美美事件之前,“溫迪洛”的粉絲數只有900多人,“現在是5700多,也就是說起碼有近五千粉絲都是沖著郭美美事件才來關注我的。”女孩坦言,直到如今她有點累,有點疲倦。
在郭美美事件的民間調查中,“溫迪洛”被認為是提供核心信息者之一。她搜索到中國商業系統紅十字會所留的電子郵箱和北京天略盛世拍賣有限責任公司、北京王鼎市場營銷咨詢有限公司及北京中謀智國廣告公司在網上留的聯系信息都一致。通過搜索驗證,她又發現王鼎公司和中謀智國公司的法人代表都是王彥達,后來證實,王彥達是商業系統紅十字會副會長王樹民的女兒。
這個線索的重要程度,導致不少媒體記者迅速跟進,并在郭美美事件的第二階段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突破口。隨后,王樹民不得不接受記者的專訪,詳細講述商業系統紅十字會和紅十字總會的關系。
現實中的“溫迪洛”自稱“喜歡時事、新聞、政治經濟,我自從上微博以來,基本就是用來看各種新聞和評論各種最新信息的,我的關注中有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人,我有時熱情來了也會對某一熱點事件關注一陣。”
在網絡上,調查前期的“溫迪洛”基本上一直是“孤兵作戰”,她把自己的調查稱為“扒皮”。“粉絲暴增后,就開始有一些網友給我私信,其中有一些自己搜索到的,或者圍脖上別人新發現的信息等等,但這類信息我通常要鑒別后覺得有說服力、非虛假信息、邏輯很靠譜的,我才會跟進或發到圍脖上。網友給我私信的爆料有幾十上百條,但真正我跟進了的有價值的爆料總共不超過五條。”
在“溫迪洛”看來,郭美美事件的“扒皮”是所有網友共同努力結果,“此事真正起到作用的就是那么幾十個搜索技能和分析能力好的人,但他們大部分都是隱到幕后。所有站在臺前承擔信息發布和傳播功能的人,往往更多的都是搜集、總結和傳播那幾十個人的信息。”
“如果非要在圍脖上挑我覺得在此事上貢獻很大的三個人的話,我選 @模特來了_摸摸、@杜宇瓊、@才讓多吉 吧。”“溫迪洛”說。
偵探技能
搜索+鑒別+推理
在生活中,“溫迪洛”跟大多數女孩沒什么兩樣, “區別大概就在于我比較宅,而且很喜歡看新聞,在家只要打開電視就直奔新聞看,特別是新聞頻道,我父親說從沒見過我這樣愛看新聞的女娃娃,地緣政治政經時事啥都知道點兒。”只有說到這里,網絡上那個有著強大信息搜索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的“溫迪洛”,才露出了屬于80后女孩的調皮神色。
相對于周亞武的“笨辦法”,這名80后女孩顯出了自己在“人肉搜索”上的技術優勢。“我的方法就是搜索、搜集信息+鑒別信息+對重點信息和線索進行跟進+合理的邏輯推理分析。”
“搜索技能是信息來源的重要保證,而較強的觀察力是找準切口的關鍵。例如,觀察力體現在對一個URL地址的觀察。‘扒皮’慣了的人很習慣看別人的博客或圍脖地址的最后這個子域名,很多時候都隱藏著博主習慣采用的ID。”她以對郭美美母親郭登峰的搜索為例——“比如郭登峰的博客地址中有‘cocoguo720’,觀察力強點的一看就知道應是郭登峰在網上慣用的一個ID名,720是她的生日,coco大概是她的英文名。然后以此為關鍵字去搜索,搜索結果排除可能重名的外,在前兩頁的搜索結果中就會發現該博主以前網絡留言、發帖的痕跡。”
為了保護自己,她還提到要即時保存證據。“既指熟練截圖,又指熟練使用百度快照、谷歌快照等,將一些真實發布過卻刪除了的信息即時保存‘cache網頁’。”“較好的鑒別力和邏輯推理能力則是保證在挖取目標信息過程中,排除各種虛假信息或無關緊要的旁末枝節干擾、把握關鍵方向的重要能力。”
正是因為有這些“獨門秘方”,“溫迪洛”這名看似普通的女孩,卻能在牽動全國關注的郭美美事件民間調查力量中,成為摸到核心的“偵探”之一。
專家說法
“不要急于下價值判斷,先看根源在哪?”
在研究網絡傳播的專家看來,郭美美事件堪稱“特級輿情事件”。而在整個進程中,最為龐大的推動力量顯然來自被稱為“人肉挖掘機”的民間偵探。
“不能簡單地下一個價值判斷,我們首先要看清楚,促成這次網絡行動的根源在哪?”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主任助理周葆華認為,民間調查力量在郭美美事件中的集中亮相,值得反思。
網民狂歡的機會
“郭美美事件算得上是互聯網介入公共事件的典型,從華南虎事件開始,網民通過圍觀和議論的方式介入公共事件,并參與人肉搜索類的集體行動越來越多。這彰顯了網民的目的性,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背后是有一定的追問、求證動機和指向的。”周葆華認為,對于“人肉搜索”行動,不能簡單進行一個價值判斷,也不存在絕對的支持和反對,而是應該反思,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
“從根源上,網民是希望能在相關事件發生時,得到有強勢資源的部門一個坦誠的、透明的回復。反過來說,如果一個成熟陽光的社會,一切輿論都是透明的,就不存在這種網絡狂歡的機會了。”他認為。
“除了這個方式,公眾現在很難得到真相。因為該提供信息的人,無論是當事人還是監督者,都沒有提供。那么公眾就只能以所謂揭露隱私的方式來提供信息了。”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
輿論失控的風險
對于“人肉搜索”在倫理上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息過,郭美美事件中的民間調查力量也曾受到不少質疑,尤其是涉及到郭美美個人的信息。
“要看這種搜索是否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并且看調查的事件是否指向公共利益和公眾人物,如果不觸及到個體隱私,那么應該理解網民的調查行為。事實上,如果相關部門在網絡監督前能坦承回應,有承擔輿論的意識和能力,那么輿論失控的風險會降低。會理的‘PS門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周葆華認為。
“很多時候人肉搜索出來的大部分信息都是網上本來就已經公開的,比如郭美美的那些照片,她如果不放到網上,網民也無從知道她圍脖中所說的‘她家的’蘭博基尼車牌號。只有個別信息確實涉及到了私隱,比如郭美美和她母親郭登峰及王軍的身份證信息之類。但網民扒出來也還是因為對紅十字會和郭美美之間聯系作刨根究底。”“溫迪洛”認為。
對于微博“無責任轉發”的質疑,她認為主要靠自律。“轉發圍脖也應該有自己的審核這一關,而不應該是‘無責任轉發’,謠言的廣泛傳播其實跟每個參與傳播的人都有關。如果我的某條圍脖信息失實,我會在我知道的第一時間刪掉它,如果刪掉的時候轉發已經有點多,我會在刪掉的同時特地發條圍脖說明那條圍脖的失實和刪除情況。
“如果你一直關注我圍脖,就會發現,關于郭美美事件,我所發的圍脖信息很少有不真實的,措辭也很謹慎。自始至終沒有刪掉我任何一條關于郭美美事件的圍脖。”
調查能力的比拼
“因為網絡的發展,民間參與調查的門檻確實在降低,‘公民記者’出現的趨勢在理論上是有可能的,但是不可能完全取代傳統媒體。”周葆華認為,在郭美美事件中,民間調查力量和傳統媒體之間的關系是互相補充。
“網民的熱情和參與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促成一個抽絲剝繭、方向穩定的完整調查,需要足夠的時間和機會,這些不是無組織保障的網民所能承擔的。”他認為,目前民間調查力量給予傳統媒體更多的是提供線索、形成輿論以及調查時效上的壓力。“我們常說,信息很多,但真相難求,越來越多民間調查力量提供信息,公眾對傳統媒體的信息篩選、調查能力、深度解析和解讀評論的期望和信賴也要更高。”
而在“溫迪洛”看來,“現階段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是一種相互補充、相互輔助和互為促進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