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者》的出現,表明健康的市場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滿足人民不斷增加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主流媒體的正途。只要形成一種示范,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地嘗試,不斷地往這前走,健康的市場就是有希望的。《朗讀者》還處在摸索的階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能夠不去簡單地迎合所謂市場,著重于開掘和打造新的健康的市場,就是值得鼓勵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市場”?
今天中國在物質層面上已經較之以往有很大的豐富,但是在精神層面上的貧困卻很嚴重。在市場經濟的大輪盤中,我們的國民太疲于奔命了,精神層面的缺失已經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大量的顯性和隱形的抑郁癥、高自殺率、校園暴力和社會暴力,這些現象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這個社會對“意義”的饑渴。讀書本身就是一個尋求意義的過程。通過主流大眾傳媒,把尋求意義的過程變成節目來討論和引領,而不是簡單給出答案。每個人都有自己尋求意義的歷程,通過分享對意義的追尋,分享心靈的困惑、人生的艱難困苦,使得意義的追求變成一個尋求對話、尋求共識的過程。這就是有意義的。通過凝聚社會共識,來進行社會療治,也是大眾傳媒社會公共性的體現。另一方面,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回應社會公正,這是“意義”的社會基礎。
圖:朗讀者斯琴高娃與主持人制作人董卿相擁而泣。
我們都知道德國電影《朗讀者》,體現了戰后德國民族創傷自我診療的一種功能,它探討一個以文明而自豪的民族犯下的暴力、罪行、贖罪與反思的關系,表現為電影文本的復雜性,其實也是這個民族復雜心態的投射。今天中國的社會撕裂也很嚴重,主流電視臺也需要具有社會治療和社會整合的功能,需要體現出社會問題與社會訴求。其實,需要就是市場。我們今天把市場理解為收視率、大數據,但是把節目打造成社會共識的凝聚者,開放出一個公共討論的空間和話題,那怕大家是批判的,其實就是“市場”。批判是因為重要。把問題打開本身是重要的,因為它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對于一個社會是重要的,它就是有“市場”的。我們需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市場”,而不是把它們看成是一堆虛幻的數字。而這些數據本身也是市場化、商業化的產物。收視率調查公司生產的數據,出于成本的考慮,其樣本量本身一定是最小化的,因為樣本本身需要成本,因此它的樣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社會的不同階層、代際和城鄉關系下的收視結構,以及收視訴求,是大可懷疑的;樣本的投放一定是城市中心主義的,城市樣本一定大于鄉村樣本,因為廣告的目標觀眾以城市為主;樣本本身也是極易被污染的,各級衛視的探子會入戶改變收視率調查的原始數據。這一切其實都已經是常態。在這樣的“科學主義”的收視率的大棒指揮下,難道不是猶如盲人騎瞎馬嗎?按照這樣的調查去做節目,能夠真實和真切地體現這個時代和社會的需求嗎?怎么樣反思這些問題,回到真實的需要,回到人民的市場,通過服務社會、提供公共性,提供公共討論的空間,來創造出真實的、健康的市場環境?《朗讀者》為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契機,它是在一個逆市場的情況下獲得成功的。它對中國綜藝節目的未來意味著什么?是我們關心《朗讀者》的理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朗讀者》還可以做得更多,比如現在的文學文本基本上是以漢語作家為主,是否可能更多包括一些中國少數民族的經典和少數民族的人物呢?
新媒體時代相信: 只要站在風口,豬也能飛上天。但是,常識告訴我們,豬是不能上天的,上了天也會跌下地。《朗讀者》通過回歸中國口語傳統和書寫傳統,破解了新媒體的魔咒,回到了常識,這里有新與舊的辯證法。回到意義的原點,從這里再出發。這是一個樸素的起點,也是一個極高的追求。
2017年6月16日午夜,完稿于上海-泰安旅次。(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 呂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