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讀者》的出現，表明健康的市場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滿足人民不斷增加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主流媒體的正途。只要形成一種示范，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地嘗試，不斷地往這前走，健康的市場就是有希望的。《朗讀者》還處在摸索的階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能夠不去簡單地迎合所謂市場，著重于開掘和打造新的健康的市場，就是值得鼓勵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市場”？

­　　今天中國在物質層面上已經較之以往有很大的豐富，但是在精神層面上的貧困卻很嚴重。在市場經濟的大輪盤中，我們的國民太疲于奔命了，精神層面的缺失已經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大量的顯性和隱形的抑郁癥、高自殺率、校園暴力和社會暴力，這些現象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這個社會對“意義”的饑渴。讀書本身就是一個尋求意義的過程。通過主流大眾傳媒，把尋求意義的過程變成節目來討論和引領，而不是簡單給出答案。每個人都有自己尋求意義的歷程，通過分享對意義的追尋，分享心靈的困惑、人生的艱難困苦，使得意義的追求變成一個尋求對話、尋求共識的過程。這就是有意義的。通過凝聚社會共識，來進行社會療治，也是大眾傳媒社會公共性的體現。另一方面，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回應社會公正，這是“意義”的社會基礎。

圖：朗讀者斯琴高娃與主持人制作人董卿相擁而泣。

­　　我們都知道德國電影《朗讀者》，體現了戰后德國民族創傷自我診療的一種功能，它探討一個以文明而自豪的民族犯下的暴力、罪行、贖罪與反思的關系，表現為電影文本的復雜性，其實也是這個民族復雜心態的投射。今天中國的社會撕裂也很嚴重，主流電視臺也需要具有社會治療和社會整合的功能，需要體現出社會問題與社會訴求。其實，需要就是市場。我們今天把市場理解為收視率、大數據，但是把節目打造成社會共識的凝聚者，開放出一個公共討論的空間和話題，那怕大家是批判的，其實就是“市場”。批判是因為重要。把問題打開本身是重要的，因為它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對于一個社會是重要的，它就是有“市場”的。我們需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市場”，而不是把它們看成是一堆虛幻的數字。而這些數據本身也是市場化、商業化的產物。收視率調查公司生產的數據，出于成本的考慮，其樣本量本身一定是最小化的，因為樣本本身需要成本，因此它的樣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社會的不同階層、代際和城鄉關系下的收視結構，以及收視訴求，是大可懷疑的；樣本的投放一定是城市中心主義的，城市樣本一定大于鄉村樣本，因為廣告的目標觀眾以城市為主；樣本本身也是極易被污染的，各級衛視的探子會入戶改變收視率調查的原始數據。這一切其實都已經是常態。在這樣的“科學主義”的收視率的大棒指揮下，難道不是猶如盲人騎瞎馬嗎？按照這樣的調查去做節目，能夠真實和真切地體現這個時代和社會的需求嗎？怎么樣反思這些問題，回到真實的需要，回到人民的市場，通過服務社會、提供公共性，提供公共討論的空間，來創造出真實的、健康的市場環境？《朗讀者》為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契機，它是在一個逆市場的情況下獲得成功的。它對中國綜藝節目的未來意味著什么？是我們關心《朗讀者》的理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朗讀者》還可以做得更多，比如現在的文學文本基本上是以漢語作家為主，是否可能更多包括一些中國少數民族的經典和少數民族的人物呢？

­　　新媒體時代相信: 只要站在風口，豬也能飛上天。但是，常識告訴我們，豬是不能上天的，上了天也會跌下地。《朗讀者》通過回歸中國口語傳統和書寫傳統，破解了新媒體的魔咒，回到了常識，這里有新與舊的辯證法。回到意義的原點，從這里再出發。這是一個樸素的起點，也是一個極高的追求。

­　　2017年6月16日午夜，完稿于上海-泰安旅次。（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 呂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