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綜藝節目的唯市場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節目內容的低俗化現象,不僅與大學、學術界、知識分子所代表的人文傳統日益分離,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產生了無法彌補的斷裂。八十年代,大學與電視臺之間有很多互動,很多知識界的人士熱衷于參與到主流電視臺的節目生產中。但是我們看最近十余年來,也就是市場化日漸白熱化的階段,大學與主流電視臺之間的幾乎不再產生交集和互動。雖然有“百家講壇”這樣的節目,但是講壇上最出名的一些講者面向大眾的傳授方式:知識的故事化,或者“雞湯化”,卻都是單向度的,也并沒有得到大學學術共同體的有效認可,而是爭議不斷。他們的角色更多的不是作為學者,而是媒體“說書人”——這個角色其實是媒體塑造的,而不是大學賦予的。
圖:朗讀者許淵沖分享曾經翻譯林徽因詩詞追女生的往事。
大學和國家電視臺都是一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塑造者。今天,還有沒有可能重新搭建這兩個“主流”之間的互動關系?如果不能,意味著什么?今天,通過《朗讀者》這個節目,我覺得是有希望的。這也是我們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2017年6月11日在上海舉辦“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國電視變革之路?——《朗讀者》現象研討會”的原因。會議邀請了上海高校不同學科的代表性人文學者共同探討,很多學者已經多年不看電視了,因為這個學術研討會去看了《朗讀者》的節目。他們視角各異,觀點不乏尖銳,但其實都提出了更高的建設性要求,也是對中國電視更高的期望。無需諱言,今天的大學有很多自己的問題,也飽受市場化的沖擊與困擾,追名逐利、學術腐敗也都存在,人文價值本身在大學也面臨危機。但是,從正面的角度說,一個國家的大學和主流媒體難道不應該成為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主流價值的建構者嗎?總應該有一些力量是社會的壓艙石。大學理應與主流電視臺形成一種互相砥礪前行的態勢,守護、傳承與革新社會的主流價值和人文意義。如果它們沒有扮演這樣的角色、起到這樣的功能,問題出在哪里呢?我們是否需要追問其根源?作為大學、作為主流電視臺,是否都應該自我反省?在這個意義上,《朗讀者》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文本與案例,也提供了一個重返這些問題的契機。
1997年我第一次去臺灣訪問時,那時候就發現臺灣的綜藝節目非常糟糕,靠不斷挑戰社會底線來賺取收視率,對女性的輕辱到了當時覺得不可思議的程度。我結識的臺灣做電視傳播研究的學者對此都深惡痛絕,卻無可奈何。電視生產體制完全在大學之外,學者在大學里非常批判,但是大學與傳媒體制之間完全是剝離的,猶如兩股道上跑的車,各行其是。回來后,我就寫了篇文章,題目是《媒體的狂歡——對臺灣地區傳媒生態的觀察與思考》,發在當時的《讀書》雜志上。文章在最后認為大陸的媒體改革不能走純粹市場化這條路。結果,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們大陸的國家電視臺在綜藝節目上沒有底線可守,而是不斷突破社會倫理與道德的底線,這到底意味著什么?因此,《朗讀者》節目回應和回歸社會主流價值觀,就是一種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