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這兩大失血管道,導致電視綜藝真正投入節目制作的成本不斷被壓縮,制作成本占比只有30%左右,吃掉資金的是明星、版權、宣發和廣告。但是,高投入帶來的并不一定是節目質量的提升。首先,鑒于高投入與高風險是相互關聯的邏輯,中國綜藝節目必然傾向以保守的姿態,或亦步亦趨地按照海外版權版本的紅寶書進行復制,或奉所謂市場調查為指揮棒,以規避市場風險。自主研發在這樣的市場邏輯下必然是受到壓制的。其次,綜藝節目在一個社會中的成功,其實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市場“配方”在形式上的成功,而是對一個特定社會文化價值與問題意識的回應,任何電視節目在一個特定社群中的成功都是其社會與文化價值的體現。而依靠“普世價值”的市場模式,也必然會喪失對一個國家或社會特定文化價值的把握與關切。這也是為什么依靠海外版權的綜藝節目在文化價值的呈現上越來越蒼白與失焦的原因。第三,電視從業人員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人力成本的擠占和壓縮,逐漸淪為電視民工,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空間,也消泯了主動、積極的主人翁精神。電視人大量流出這一行業,就是體現。而一個沒有主體精神體現的行業,沒有自豪感的職業,是沒有前途的,特別是對于從事文化生產的電視行業來說,缺失精神價值的追求是致命的。
這些其實都發生在新媒體時代的前夜。經過這一野蠻的生存競爭,各大電視臺自我生存和發展的實力在這一過程中已經嚴重內耗,在新媒體致命沖擊之前,已經血氣虛虧,其實是2016年中國電視生態斷崖式下跌的先聲和先兆。這個惡性市場化模式其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無以為繼的程度。2016年以來,更是在阿里系優酷來瘋和騰訊動輒宣稱投資十數億、數十億打造新媒體互動綜藝平臺的打壓下,傳統電視臺的金錢/金融游戲將走向終結,就并不奇怪。新媒體平臺本身就是金融大鱷。無數的先知們宣布:電視已死!如果繼續沿著這個邏輯,電視確實死無可赦。以己之短拼彼之長,徒然消耗完自己,真是燃燒自己,成就別人,不死才怪。
圖:制作人主持人董卿。
但是《朗讀者》出現了。這一方面與國家文化政策宏觀調控的轉向有關;另一方面,也是電視人自覺與堅守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朗讀者》的出現既是偶然,沒有董卿和她的團隊不懈的追求和努力,也不會有《朗讀者》的出現;也是必然,是偶然和必然的結合,是時勢所趨,大勢所趨。否則,惡性市場化的邏輯也不可能打破的。因此,它們是值得關注和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