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是劉若川副教授。他是許晨陽的同窗,與許一樣只用了3年就從北大提前本科畢業(yè),跟隨田剛讀碩士,隨后赴美留學,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
在評估他的申請時,評審委員會要看他的簡歷、論文,還要看至少10封推薦信,寫推薦信的必須是著名數(shù)學家。
北大向14位數(shù)學家發(fā)了信,邀請他們對劉若川的研究工作作出評價。據(jù)田剛回憶,這些人無一例外全都回了信,且都對劉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大家都覺得他還會有更進一步的發(fā)展”。
劉若川承認自己起初沒把終身制的壓力“太當回事”,后來感到了壓力。他感慨,這里真的是完全執(zhí)行國際標準。
2014年,北大宣布終身教職制度改革。對于既有師資,北大設(shè)有3年過渡時間。過渡期內(nèi),“老體制”下的教師可以保留職稱原地不動,也可以按照新的規(guī)則申請晉升。2017年是過渡期的最后一年。
32歲的數(shù)學學院副教授郭帥準備申請新體制的終身教職。以前,校方詢問國際評審的是“這個人怎么樣”,現(xiàn)在則問“這個人能不能在貴校做教授”。“問法不同,人家說法不一樣。”
郭帥認為,這是一個趨勢,北大定位為世界一流,教師的標準自然會相應提高。他也相信會存在阻力——“老體制”下的一些教師,可能無法像往常那樣按部就班獲得晉升。
但北大的做法在他看來較為人性化:即使申請不成功,也不會失去教職。
北大試圖用這種溫和的方式實現(xiàn)師資的更替,等到新制度下的師資占了主流,就完成了“過渡”。
數(shù)學中心并不存在過渡問題,自2011年首次招聘,它就完全是“新”的。田剛形容,它類似于北大的一個“特區(qū)”,一些新的嘗試根本上還是要對原有體制產(chǎn)生促進作用。
前提是,“特區(qū)”首先要取得成功。
到目前為止,數(shù)學中心的發(fā)展超出了田剛的預期。他很早就意識到人是最重要的,但是能不能招到足夠多的優(yōu)秀人才,最初他雖有信心但并不能完全確定。許晨陽被國際頂尖大學看中,部分增強了他的信心。
現(xiàn)在他認為,這里有的教職申請人,不輸于其他一些頂尖學校的申請人。一些人的推薦信里直接說,被推薦者“肯定”可以在美國前10名大學拿到教職。
田剛相信這緣于中心自身的努力,更得益于大的形勢:國家實施了一系列人才吸引計劃。
許晨陽考慮回國時,吸引海外人才的“千人計劃”推出了面向年輕人的“青年千人計劃”。他是首批入選者。北大理工科年輕師資中,擁有“青年千人計劃”等4種卓越青年學者頭銜——被稱為“四青”——的比例約占百分之十幾,數(shù)學中心的這個比例接近百分之百。
大多數(shù)高校里,“四青”直接被聘為教授,但在這里,他們必須從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做起,面對終身教職評定的壓力。
這造成了一些潛在申請人的流失,有時,一位申請人獲得了北大數(shù)學中心的教職后,被別的機構(gòu)以更高的職位、更高的薪酬挖走;但在愿意接受挑戰(zhàn)的那些人中,它的受歡迎程度反而加強了。
從薪酬來看,田剛承認“還是弱于國外”,但至少已與國外很多大學是“可比較的”。
入選“青年千人計劃”,還可從國家申請到100萬元至200萬元的研究經(jīng)費。許晨陽說,這樣的資助,國外可能只有那些“有名的地方”才會提供。
田剛將經(jīng)費大都花在博士后和教師身上,因為“錢花在人身上最值”。但他始終認為“錢不是最大的問題”,“關(guān)鍵還是找到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