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后的復仇心理導致第一次“左”傾錯誤

　　在革命時期，我們的黨曾經犯過三次“左”傾錯誤，這對學過黨史的人都是常識。但是也可以進一步提出一些問題：這三次“左”傾，為什么當一次“左”傾糾正以后，接下來又是一次“左”傾，而且一次比一次厲害，這是什么原因？當然，這里有主要負責人、有共產國際的原因，但當時黨的領導干部甚至黨員中大多數人是支持的，這又是什么原因？這三次“左”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這些都是可以探討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三次“左”傾是怎么一次次發展起來的。第一次“左”傾跟以后兩次的不同點在于：它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遭受慘重失敗后發生的。剛才已經講到，國民黨在全國進行了大屠殺，當時一共殺了31萬人，其中共產黨人有26000人。在那種情況下，黨內就出現了第一次“左”傾錯誤——“左”傾盲動主義。它最明顯的標志是，在全國各地，不顧當地的主客觀條件，都要求起來暴動，誰不暴動誰就是機會主義，而且認為黨的任務就是最后在全國實現總暴動。出現這種現象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后國民黨的大屠殺下，不少同志犧牲了，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復仇心理。另外，那個時候有一批人動搖甚至叛變，很多堅持下來革命的人，對那些背叛的行為充滿了鄙視和憎恨，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誰不敢起來堅決行動就是可恥的動搖和背叛。另一個原因，是那個時候大革命高潮剛過去不久，全國曾出現過那么轟轟烈烈的場面，北伐軍勝利北進，各地工農運動風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這樣的陶醉中，突然遇到這么嚴重的挫折，很不能適應，總覺得這個局面不會長久，只要堅持奮斗，一個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開。

　　瞿秋白同志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革命是什么樣的革命》，他提出一個結論，革命當然是在不斷高漲。這次“左”傾錯誤，因為造成很多損失，隔了半年就停止了。

對形勢做出過分樂觀的估計導致第二次“左”傾錯誤

　　第二次“左”傾錯誤，與第一次相隔了兩年。它跟第一次“左”傾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第一次，是在革命失敗的情況下，帶有拼命性質的蠻干，第二次“左”傾是在革命走向逐步復興，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又出現新的危機的情況下，對形勢做出過分樂觀的估計而采取的冒險主義行動。糾正第一次“左”傾錯誤的1928年的黨的六大，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現在正處在兩個高潮中間的低潮的時候，黨的總方針是爭取群眾。六大后的兩年之中，各方面的工作顯然是有成效的：一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原來幾乎被打散了的組織，一個一個地重新恢復起來；二是，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1930年全國紅軍已經有了13個軍。而國民黨到1930年的時候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以蔣介石為一方，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為另一方的中原大戰，雙方出動的兵力有160萬人，打了四個月，根本顧不上對付共產黨，內部危機也很深重。

　　再加上共產國際又有四次來信。那時共產國際把前蘇聯的利益和做法強加給各國共產黨。前蘇聯正反對布哈林的“右”傾，就要求各國共產黨都要反“右”傾。它在來信里邊說中國現在又到了一個總危機的時候，說“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現在已經克服了。六大時并沒有講明現在所處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有多長時間，多少時間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產黨人心里一般都有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夠快一點度過這個低潮，很容易認為現在新的高潮又要到來了。李立三的冒險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共產國際的錯誤領導導致第三次“左”傾錯誤

　　第三次“左”傾是緊跟著第二次“左”傾來的，就是那一批從共產國際派回來的王明、博古，包括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張聞天、王稼祥二人的思想后來有了很大的變化）帶來的。他們跟第二次“左”傾又有不同，打的旗號叫國際路線，聲稱要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高的威信，中國共產黨在黨章里規定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要聽從它的命令。他們來后提出的國際路線，就是進攻路線。那個時候國民黨統治區里面的工人運動已經越來越低落了，而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越來越發展，所以他們又有一個變化，就是把越來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紅軍和根據地方面去。派從莫斯科回來的夏曦到紅二、六軍團去，派張國燾到四方面軍、鄂豫皖根據地去，直接控制這些地區，一切要聽他們的指揮。第三次“左”傾錯誤的一個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屆五中全會。它的政治決議案是這樣寫的：在軍事上就提出要形成百萬鋼鐵紅軍，是大量擴軍，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就是跟人家打陣地戰；在土地問題上，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在統一戰線方面，又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用這樣一整套的政策，又打著國際路線的旗號，統治了四年之久，就使整個根據地幾乎全盤失敗，逼著紅軍走上長征的路。

　　中國共產黨內的三次“左”傾錯誤一次一次地發展下來也有內在的規律可以尋找。這三次“左”傾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歸結起來是這樣三點：

　　第一個是主觀主義，就是不實事求是。第二個是沒有黨內民主，不走群眾路線。第三個是共產國際瞎指揮，中國共產黨不能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的問題。所以《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講毛澤東思想的靈魂有三條，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獨立自主。這幾點確實是中國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實踐中最后總結得出的最基本的經驗教訓。有了這些，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此文為“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系列之一，該系列由北京時代華語圖書公司整理結集）

　　演講者小傳

　　金沖及，1930年出生于上海市。1951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曾任復旦大學教務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總編輯，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中國史學會會長，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紀中國的崛起》、《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等；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