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大公司重點戰略城市是依據將具體某個城市列為重點戰略城市的大公司數量進行排名;

　　一線品牌進入數量的排名只計算進入的品牌數量，不計算單個品牌的店鋪數;

　　一線品牌進入密度是先將每個品牌在一個城市的店面數除以這個品牌在全國總店面數，然后再將140個品牌數據相加，得到一個城市的品牌密集度值，再按照此數據進行排序。

　　在這十個單項排名的基礎上，我們又計算了每個城市的綜合商業指數，具體計算方式為(一線品牌進入密度名次+一線品牌進入數量名次+GDP名次+年人均收入名次+211高校數量名次)×0.2+(大公司重點戰略城市名次+機場吞吐量名次+外國領事館數量名次+國際航線數量名次)×0.8=城市綜合商業指數。之后，我們對400個城市的綜合商業指數從低到高進行排名，指數越低則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個城市的綜合商業指數排名。

　　基于這個排名，我們對400個城市進行了全新的分級。

　　其中“新一線”城市為成都、杭州、南京、武漢、天津、西安、重慶、青島、沈陽、長沙、大連、廈門、無錫、福州、濟南等15個，它們或為直轄市，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龐大的中產階層人群，以及可觀的政治資源;或為區域中心城市，對周邊多個省份具有輻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資源、深厚的文化積淀和便利的交通;或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省會城市和沿海開放城市，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便利的交通和獨特的城市魅力。這些城市理所當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戰略要地。

　　二線城市為浙江寧波、云南昆明、河南鄭州、吉林長春、安徽合肥、黑龍江哈爾濱、江蘇常州等36個城市，按照傳統的方式來描述，它們多數都是中東部地區的省會城市、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較發達的地級市。從現代的城市意義上講，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商業活躍度相對較強，對大公司、大品牌和優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們也正在或者即將成為未來幾年大公司布局的重點。

　　三線城市為海南三亞、海口、浙江紹興、內蒙古鄂爾多斯、新疆烏魯木齊等73個城市，它們多數都是中東部地區省域內的區域中心城市、經濟條件較好的地級市和全國百強縣，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區的省會首府城市，它們的人口規模多數也都在百萬以上，擁有一定的居民消費能力，擁有自己的相對優勢產業，對某些特定行業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綜合競爭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四線城市為浙江臺州、衢州、江蘇太倉、河北張家口、廣東湛江等76個城市，這些城市以中部地區的地級市為主，也包括一些經濟發達省份的相對欠發達地區，它們的經濟發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業或者資源性企業，居民的消費能力處于增長過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戰略中，它們往往要依托于區域重點城市的輻射，但是它們本身對中國本土的中等規模的企業和二線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線城市為云南玉溪、安徽銅陵、安徽宿州、山東菏澤、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等200個城市，他們多數都是中西部地區的地級市，經濟基礎較差，交通不夠便利，成規模的企業數量有限，轄區內農業人口仍占大多數，各自正在探求工業化的發展方向。

　　這種城市分級方式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城市行政級別的劃分，比如廣東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級別劃分，只是一個縣級市，處于最底端，但是在我們的劃分中，中山市則屬于二線城市。

　　而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這種分級方式也擯棄了以GDP論英雄的單一指標分級，而是綜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資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選擇等多項更具現代商業意義的指標。比如僅就GDP規模而言，河南鄭州在山東濟南之上，但是在我們的排名中，濟南要高于鄭州。

　　大公司投資于某個城市，以及公司人選擇把自己的未來投資到某個地方，都是建立在對未來的信心之上，我們認為，這也是衡量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而這種未來正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所在。而外國領事館數量、國際航線開通數量等等，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脫穎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這種信心有關。在我們調查的大公司戰略重點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線”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財富》全球500強企業數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躋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條國際航線數量和10個外國領事館數量在“新一線”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