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分級

　　2011年3月，瑞士人狄可為來到中國，上任雀巢大中華區總裁，肩負起為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擴大中國市場份額的任務。他陸陸續續在中國待過十多年，以他對中國的了解，履新之初他就知道，在中國他可以有很大的作為。

　　“瑞士只有700萬人口，僅有北京的1/3，如果中國的人均銷售額能達到瑞士的數值，那么中國市場的收益不言而喻。”在談到中國市場的潛力時，他曾做過這樣的對比，而他也曾經擔任過雀巢瑞士總裁。

　　事實上，幾乎每個跨國公司來到中國時都會驚訝于中國的城市數量之多以及人口規模之龐大。對他們的國家來說，可能超過百萬人口已經是大都市，而在中國，能稱得上“大都市”的城市的人口數似乎都要再加個零，中國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就超過100個。如果拿具體城市來對比的話，法國首都巴黎有220多萬市區人口，而這一人口規模大約相當于中國的地級市江蘇無錫或者湖北襄樊;美國第二大城市洛杉磯有300多萬市區人口，大約相當于中國中等人口規模的省會城市濟南或者哈爾濱。

　　中國的城市人口規模是吸引大公司來到中國的原因之一，對它們來說，這些人口既意味著這里有數量無可比擬的消費者，也意味著這里有數量龐大的人才和勞動力。根據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的報告，中國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達到了51.3%，這意味著中國的城市人口規模可以到達近7億人。

　　但是當大公司想要為在中國城市的發展尋找更多的參考指標時卻發現，它們難以找到一個針對數量如此之多的中國城市的現代意義上的分級和分類。在中國，當人們要定位一個城市或者劃分城市等級時，首先考慮的會是它的行政級別，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國城市的形成原因有關。臺灣經濟史學家趙岡研究認為，中國的城市的形成更多是基于行政駐地和軍事駐點，政治和軍事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按照國際通行的理解，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是資金、人才、貨品、信息交流之地。英國著名城市經濟學家K.J.巴頓就把城市定義為“一個坐落在有限空間地區內的各種經濟市場—住房、勞動力、土地、運輸等等—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網絡系統”。

　　而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后，中國城市的發展事實上也正在沖破行政級別的枷鎖，更加貼近現代意義上的由商業驅動的都市。這種突破意味著，依據工商業繁榮程度對城市進行分級已經成為可能，而且必要性也越來越迫切。

　　這是《第一財經周刊》2013年決定從公司和公司人角度對中國除傳統一線城市之外的30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和100個百強縣共400個城市進行詳盡調查的原因。

　　從3月份開始，《第一財經周刊》從《財富》500強企業和中國100強企業中抽取了285家大公司進行了走訪調查，考察了它們在中國的區域布局和未來的戰略重點區域，以及它們對中國城市未來成長性的認識;

　　與大公司密切相關，《第一財經周刊》還調查了銀行、房地產、汽車、奢侈品、零售連鎖、酒店、快時尚等多個領域的140個一線品牌在全國的城市分布，考察了它們進入的城市數量和開店的數量;

　　公司人方面，《第一財經周刊》則調查了來自北上廣等傳統一線城市的1000多名年輕公司人，考察他們在現工作地之外樂意去工作和落戶的其它城市，我們認為，他們的意愿能夠反映出這些城市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我們還搜集整理了400個城市的2012年GDP規模、2012年居民人均收入、《財富》500強企業落戶的數量、211高校數量、國際航線的數量、外國使領館的數量、機場吞吐量等，我們認為這些指標可以反映一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能力、教育資源和經濟活躍程度。

　　在這些一手數據的基礎上，我們對400個城市進行了一線品牌進入密度、一線品牌進入數量、GDP、人均收入、211高校、《財富》全球500強進入數量、大公司重點戰略城市排名、機場吞吐量、使領館數量、國際航線數量共10項指標的單項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