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坐在貴州黔北山區一所村小的大鐵爐子邊，滿頭白發的朱敏才對國家外匯儲備量、貿易順差、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當地人眼里十分陌生的概念如數家珍，解釋這些“高大上”的詞匯時，他還會講出一兩個親身經歷的故事。

　　14年前，“黑頭發多過白頭發”時，朱敏才是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如今，他是這所山間村小的支教老師。

　　在學生眼中，朱老師的學問和山間的洼洼一樣高深，以至于上朱老師的英語口語課根本不用翻開課本，“滿堂飛濺”的英語詞句逼著大家告別“啞巴英語”。但許多學生都不知道，朱老師和大家同是貴州老鄉，1965年從貴州大學英語系畢業后，被國家派到坦桑尼亞、利比里亞、毛里求斯等非洲國家開展經濟援助工作，他的同學龍永圖后來成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首席談判代表。

　　朱敏才在非洲工作了12年，1996年成為駐尼泊爾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這讓他在北京市崇文區回民小學教書的妻子孫麗娜，過了43個月“外交官夫人”的癮。

　　“穿旗袍、坐大奔、見國王、參加各種外事活動，特棒！”這些年，孫麗娜走到哪里都帶著那時的照片和膠卷底片，如今，她和朱敏才一起在貴州的山村里支教了9年，旗袍壓在箱底再也沒穿過。

　　綠色抓絨外套、黑褲子、平底運動鞋是孫麗娜現在最常見的裝扮。雖然出門去鎮上趕個集也要在農用車上“哆哆哆”抖上幾十分鐘，但她仍感到很知足，“現在條件好多了，以前在黔西南的一個山上支教，一個月下山洗一次澡。”

　　原本應該住在北京的部委大院里安享晚年，怎么想起來到貴州山區支教？這是朱敏才和孫麗娜聽到最多的問題。

　　朱敏才的答案是——“看電視看的”。

　　“我在電視上看見一個年輕的女老師背著孩子在上課，全校就她一個老師，實在太缺老師了。”朱敏才說，當時他就琢磨著自己有點文化，能去家鄉幫幫她，“2005年，就有了這么一場說走就走的支教。”

　　自此開始，“說走就走”的支教變成了漫漫支教路。讓老兩口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黔西南州興義市尖山苗寨小學的支教歷程：30多小時火車、7個多小時汽車、1個多小時公交車、1個小時摩托車，再走兩個多小時山路，才到達尖山苗寨小學。初見這個小學時，老兩口更是“驚呆了”。

　　簡陋的兩間教室是村民們每家背7000斤石頭壘起來的，教室只有窗戶洞，沒有窗戶，有的同學赤裸著上身，不會說漢語，學生來自村里的70多戶人家，學校里唯一一個代課老師每月工資100元。

　　學校里最生動的故事是，唯一的代課老師曾經計劃出門打工，學校里幾十名孩子齊刷刷跪在教室門前，求老師留下，最終，老師流著眼淚沒走。

　　朱敏才和孫麗娜帶著鋪蓋卷留在了山上支教，住在公共廁所的隔壁，每個月下一次山，進城在小旅社花30元開個房間，理個發，好好洗個熱水澡，再一頭扎進新華書店看書。

　　老兩口給苗寨的孩子們開設了英語、體育和音樂課，從早上7點到下午5點，兩人的課都排得滿滿的，朱敏才還自創了一套“尖山棍法”，帶著學生一起鍛煉身體。

　　這樣堅持了一年，老兩口的身體都出了問題，但讓他們欣慰的是，學生們從一言不發到“想當班長，還要上大學，有了自己的理想”。

　　但是，老兩口也遭到過質疑和誤解。他們曾收到一封山村教師寄來的“抱怨信”，大意是縣里考慮年齡問題把二人的支教地點選在了縣城二小，這位山村教師“感到非常遺憾”，遺憾的理由是“縣城二小師資不足真是荒唐，如果名副其實的縣城小學缺少教師，那遙遠的山村學校豈不就沒有教師了嗎”，信里甚至挖苦說：“我們山區教師很平凡，沒有縣長、局長那么高貴顯赫，難以呼風喚雨。”

　　這封信曾讓朱敏才夫婦難受了好一陣子，他們沒想到自己的支教會招致不滿。

　　不過，更大的不滿來自于兒女。

　　“閨女生孩子我們都不在，那是‘鬼門關’啊！后來，兒媳婦上產床，連抬的4個人都湊不齊。”孫麗娜說，女兒曾經跟自己哭訴過幾次，但朱敏才總是強調孩子們超過18歲就別天天管著了。

　　9年里，孫麗娜幾次回北京看病，順便照顧照顧子女家里的事。今年3月回京體檢時，孫麗娜一直有問題的右眼失明了，但沒過幾天，孫麗娜又回到了貴州的支教村小里，“這個有毛病的眼睛瞎了，也就不用費勁治了”，現在，她正準備著重新開始給孩子上課，用那只視力只有0.03的左眼。

　　常有人問這對老夫妻，“支教到什么時候是個頭？”

　　朱敏才的回復是：等干到身體不行了，爬不起來的時候就回去。孫麗娜的回答是，老伴在哪就跟著照顧到哪，“要不他一個人日子沒法過啊”。

　　老兩口的愛心和執著打動了阿里巴巴公益天天正能量基金，資助了他們10萬元現金，老兩口把這筆錢捐給了支教的村小，準備給學生們蓋一個小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