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腎萎縮”調查結論公布后，安徽患者劉永偉“腎失蹤”的疑云消散。

　　但劉永偉不這樣想。

穿著棉襖的他在電話中向媒體記者解釋，自己還沒有拿到鑒定書。

劉永偉展示他在不同醫院做的六次檢查的診斷結果。

他說自己身上的兩個傷口還沒有愈合，時常疼痛。

　　身體有傷的他，坐在自家沙發上，拒絕相信第三方醫院做出的檢查結果，堅持認為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下稱徐醫附院）有責任，主刀醫生胡波難辭其咎。但他并沒有提供出任何新的證據。

　　在胡波看來，自己被劉永偉“反咬”了一口，現在都不敢再接大的手術了。醫院給胡波放了長假，讓他休息、調整。

　　胡波還擔心，“腎失蹤”風波可能會帶來這樣一種后遺癥：醫生人人自危，采取防御性的檢查、治療，最終導致過度醫療，患者反受其害。

　　劉永偉則希望人們體會他的處境：右腎“沒了”，左腎也慢慢變壞，“等開始透析，就真的離死不遠了。”他還稱，之前為了治病，欠了不少債。

　　日前，劉永偉說，現在只想拿到醫學鑒定書，弄清楚醫院該承擔多少責任，這是什么級別的醫療事故。

　　江蘇省徐州市衛計委醫政醫管處處長孫勁松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腎失蹤”作為一個輿情事件，徐州市衛計委已經有了調查結論。但該結論不是醫學鑒定，劉永偉可以向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申請鑒定。劉永偉如果對調查結果或治療過程有異議，可以到醫患調解中心調解，或者走法律程序。

　　事發至今，劉永偉只是給徐州市醫患糾紛調解中心調解員張樹槐打電話道了歉，或者用劉永偉的話說是“解釋并消除了誤會”，希望張繼續為自己調解。

　　至于劉永偉與胡波，這兩名同為44歲的中年男人都沒有聯系過對方，遑論和解。

不信

　　劉永偉的家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西二鋪鄉一個靜謐的村莊里。雖分屬安徽和江蘇兩省，但宿州位于徐州之南數十公里，古時有“南徐州”之稱，兩地居民很多生活習慣相同。

　　5月11日下午，宿州氣溫高達20多攝氏度，44歲的劉永偉仍然穿著棉襖，在沙發上坐一會，然后仰躺著休息一會。

　　面對澎湃新聞記者，劉永偉不斷重復著一句話，“為什么同一家醫院，兩次檢查結果竟然不同？全國那么多家醫院都說是腎缺如，只有這家醫院說腎萎縮，難道那么多家醫院都錯了？”

　　就在前一天，劉永偉在南京上班的兒子去南京總醫院拿到了他的MRI腎臟掃描診斷結果：經醫院相關科室集體討論，考慮為外傷后右腎移位、變形、萎縮。

　　劉永偉的右腎曾經引起了一場輿論風波。

　　2015年6月，劉永偉遭遇單車車禍后，“右側外傷性膈疝、右側多發肋骨骨折、雙側胸腔積液、右肺挫傷、肝、右腎挫傷、胸腰椎棘突及橫突多發骨折”。

　　劉永偉在徐醫附院進行了兩次手術，并在該院住了2個月后，轉至山東省立醫院檢查，發現“右腎未見確切顯示”。

　　此后，劉永偉輾轉多家醫院檢查，均顯示“右腎缺如”，其中包括在南京總醫院做的彩超結果。

　　今年5月5日，安徽一家報紙在頭版頭條刊發報道《我的右腎去哪兒了》，讓此事成為輿論焦點。

　　隨后，徐州市衛計委介入調查，與劉永偉一同選定南京總醫院作為第三方醫院再次檢查。醫院給出了前述檢查結論。

　　在劉永偉看來，“腎缺如”和“腎萎縮”是完全不同的結果。“完全沒有了，叫‘缺如’；而萎縮了，即便萎縮三五年，也可能有核桃大小，不可能完全看不見，不會萎縮得那么快。我住院只有兩個月，出院第二天檢查就看不到了。”

　　5月23日上午，南京總醫院B超科室一位值班護士向澎湃新聞表示，彩超和磁共振成像（MRI）的探測手段不同，前者靠的是超聲波，后者不是，這可能造成檢查結果不同；同時，患者做彩超檢查是2015年9月，過了近一年才做的MRI，病況可能已經改變。

　　澎湃新聞未能聯系到2015年9月時該科室為劉永偉做彩超診斷的醫師魏窮。

　　5月23日上午，南京總醫院宣傳部門一高姓負責人表示，該院不再公開回應此事件。此前，該院醫學專家受邀作為專家組成員，參與了劉永偉手術后“右腎缺失”的調查。專家意見已經在徐州市衛計委的調查報告中公布——劉永偉術后右腎存在。如果劉永偉有任何疑問，可以到院向診斷的醫生咨詢。

　　就劉永偉的猜疑，澎湃新聞咨詢了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主任醫師、泌尿腫瘤外科副主任江春。他說，嚴重外傷的腎臟有可能在兩個月內從正常大小萎縮至很小，以至于有些影像學檢查難以發現。但磁共振成像（即MRI）的分辨率更高，檢查結果也更加準確。

“責任”

　　劉永偉如今睡覺時只能在沙發上趴著，他不能躺平了睡。背部的傷口久未愈合，時常疼痛。

　　他長吁短嘆：“我現在身體非常難受，找不到醫院治療。現在左腎也慢慢壞了，等開始透析，就真的離死不遠了。”

　　5月12日，劉永偉去宿州市醫學檢驗中心做了尿常規檢查。他說自己沒錢做定量、計數，只能做最便宜的一種，結果滿視野都是紅細胞，蛋白有四個加號，問題很嚴重。

　　他稱，之前為了治病，家里花了幾十萬元，親戚朋友都借了，欠了不少債。

　　劉永偉騎著電動車穿過街道時，不少人主動打招呼，他也笑著回應。多位村民向澎湃新聞表示，聽說劉永偉借了不少債，親戚、朋友都借遍了；劉永偉以前身體很強壯，人也很精明，通情達理，但車禍讓他身體吃了虧。

　　但一位與劉永偉有些過節的村民則稱，劉永偉以前性格強勢，不是那種吃虧的人，村里很少有人登他家的門。

　　采訪中，劉永偉很少提及造成自己重傷的車禍，也不愿透露車禍的原因等信息。其妻子偶爾想表述個人看法，隨即遭到他的制止。

　　劉永偉堅持認為徐醫附院應該為其負責。

　　他的邏輯很簡單：“住院期間，患者少了一個器官，跟醫院、跟醫生沒有任何關系，說得過去嗎？”

　　澎湃新聞記者提醒他，現在第三方醫院的調查結論是外傷導致的腎萎縮。

　　劉永偉也不接受：“醫院提醒過我嗎？相關檢查、相關報告中也沒有提醒過。”

　　但實際上，徐醫附院稱，當時也并不知道劉永偉腎萎縮的情況。該院醫務處處長楊煜此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直至劉永偉出院前，患者的腎功能相關生理指標都是正常的。現在看來，可能是左側腎臟的代償功能，掩蓋了右腎萎縮的癥狀所致。

　　5月20日下午，劉永偉表示，徐州市衛計委至今沒有聯系告知他正式的調查結論。

　　而早在10天前，徐州市衛計委就在官網公布了調查結論，也就是南京總醫院的檢查結果。

　　劉永偉說自己不會上網，“我現在還在等徐州市衛計委承諾要給我的醫學鑒定書。我想知道醫院到底有什么責任，應承擔多少責任，這是幾級醫療事故。”“我現在還在等他們的電話，我還是相信當地政府，相信會兌現承諾，不行我就起訴。”

　　但徐州市衛計委醫政醫管處處長孫勁松告訴澎湃新聞：“作為一個輿情事件，徐州市衛計委已經有了調查結論。” 他還表示，徐州市衛計委的前述調查結果不是醫學鑒定，劉永偉可以向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申請鑒定。劉永偉如果對調查結果或治療過程有異議，可以到醫患調解中心調解，或者走法律程序。

道歉

　　調查結論出來后，劉永偉給徐州市醫患糾紛調解中心調解員張樹槐打電話道歉。

　　5月18日晚，張樹槐告訴澎湃新聞，當天，他接到劉永偉的道歉電話，劉稱自己身體狀況不佳，心情不好，之前說錯了話，請張樹槐諒解，希望其繼續為自己調解。對于張的幫助，劉永偉說會送錦旗致謝。

　　對上述舉動，劉永偉自己的說法是，致電張樹槐進行了解釋，雙方的誤會已經解除。

　　此前因為“右腎缺如”與徐醫附院交涉不暢時，劉永偉曾向徐州市醫患糾紛調解中心求助。劉永偉填寫的調解申請書顯示，其要求徐醫附院賠償200萬元。

　　后劉永偉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索賠200萬元，是張樹槐逼出來的。”

　　張樹槐此前對劉永偉這一說法一直不能釋懷：“劉永偉要是有良心的話，他哪怕給我打個電話，或者給我發個短信都可以。現在是大家一提起來，就說人民調解員張樹槐逼他寫索賠200萬元。叫我的同行怎么看？輿論影響已經造成了，有很多人建議我，不行就跟劉永偉打官司，讓他公開賠禮道歉。”

　　徐州衛計委的調查結論出來后，劉永偉再次接受澎湃新聞采訪，他一度否認曾說過“200萬元是張樹槐逼迫出來的”。獲悉有相關錄音為證后，劉永偉稱，自己用語不正確，會通過電話向張樹槐道歉。

　　張樹槐告訴澎湃新聞，如今徐州衛計委的調查結論出來了，劉永偉的腎沒有丟，醫院也沒有盜割他的腎。事實查清楚了，接下來如果雙方同意調解，自己愿意繼續幫助雙方溝通。

　　張樹槐告訴澎湃新聞，劉永偉的兒子曾聯系過自己，表示無力訴訟，希望繼續調解。

　　張樹槐是徐州市十佳調解員之一，負責對接徐醫附院，今年年底就將退休。

　　他國字臉，1.75米左右的個頭兒，穿著藍色西服，左胸前別著一個徽章，特像一法官。或許是因為長期抽煙，他的嗓音有些沙啞。

　　他說，自己會給每一位找他調解的患者一張清單，上面清晰羅列著申請調解所需要的材料，還有他的個人手機號碼。他說，自己24小時都接聽患者的電話。

　　張樹槐記憶力很好，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見劉永偉時的情景，記得劉永偉在調解室坐的位置。

余悸

調查結論出來后，劉永偉與徐醫附院互相沒有聯系過，與胡波彼此也沒聯系。

　　劉永偉堅持一分為二地看胡波，感謝他主刀做手術，救了自己一命；但堅持認為自己“腎失蹤”，胡波難辭其咎，“不能冤枉一個好人，但也不能放過一個壞人。”

　　劉永偉認為胡波難辭其咎的理由，即前述認為醫院有責任的那些理由。

　　實際上，在媒體將兩人披露于鎂光燈下之前，他們之間已經毫無信任。

　　2016年1月5日，胡波在給劉永偉復查時，發現其“右腎缺如”，驚訝之余向劉推薦了泌尿外科的同事。

　　據胡波介紹，劉永偉的確去咨詢了，醫生解釋了外傷導致的腎萎縮的可能性，但劉永偉隨后仍然進行了投訴，并找到徐州市醫患調解中心。徐醫附院也向調解中心出具文件進行了情況說明，稱考慮劉永偉為外傷后右腎血管栓塞導致右腎萎縮。

　　劉永偉則稱，是胡波拒絕給自己看診后，才向醫院投訴科等部門投訴的。

　　胡波回應說：“劉永偉曾惡意地打電話給我，還有一些惡毒的短信，他高度懷疑我把他的腎偷了。這是對我嚴重的不信任。這種情況下，還來找我看診？全國這么多醫院，就我一個人會治病嗎？對我如此不信任，我應該回避吧。”

　　胡波不能理解劉永偉的所作所為，無論是自己泌尿科的同事解釋，還是醫院向調解中心出具的情況說明，“這兩次都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我不理解他為什么還要找媒體，還要整出這么多事情？”

　　44歲的胡波性格稍顯內向，少言寡語，因為“腎失蹤”風波，他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不斷接受著媒體和監管部門的問詢。

　　他一度連續失眠，“病人的不理解，我還能忍受，因為他們所處的狀態，比如像劉永偉的病情，我很同情。但他用謊言等來攻擊我，令我很難受。個別媒體不負責任的報道，更令人憤怒。”

　　胡波覺得自己被劉永偉“反咬”了一口，至今心有余悸的他說，自己不敢再接大的手術了。

　　調查結論出來后，徐醫附院給胡波放了長假，讓他好好休息、調整。

　　胡波覺得“腎失蹤”風波可能會帶來這樣一種后遺癥：患者懷疑醫生，醫生被逼自證清白，雙方沒了信任。如果醫生以后人人自危，采取防御性的檢查、治療，每一步都留足證據，避免擔上責任，最終可能會導致過度醫療，患者反受其害。

　　胡波是徐醫附院的胸外科主任醫師，從醫22年，大大小小做過無數臺手術。

　　他依舊清晰地記得，2015年6月19日深夜，他正在家里休息，忽然接到緊急通知要他趕回醫院，為一個在車禍中重傷的男子動手術。

　　他當時不會沒想到，這場手術未來會讓他陷入一場輿論漩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