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我們采訪期間，五行幣騙局重要頭目宋密秋(化名張健)被公安機關緝捕回國，孫靜文認為案情有了轉機，再度去公安機關報案。“他們說對此事確實下了文，下發了幾百人的名單，但里面沒我父母名字，所以辦案人員還是建議我去撫順老家或上線所在地江蘇徐州報案。”

­　　胡欣也同樣遭遇了“舉報無門”。她曾輾轉跑過當地市、區工商部門，結果都一無所獲。而公安機關經偵處也因“涉案金額不足100萬”而未立案。

­　　6月初，胡欣母親本打算參加五行幣群里組織的香港集會，當地派出所和社區工作人員前來勸導，計劃被迫取消。“工作人員走后，十幾個傳銷參與者就找到我家，說是我舉報的，要我賠償機票等經濟損失。”當天夜里她被母親趕出家門。

­　　李旭曾接觸過許多金融傳銷案，他說，投資者在初期會獲利，無人愿意報案，相關部門很難調查，當資金鏈出現斷裂，操盤手就會銷毀證據，一走了之。

­　　不僅如此，由于監管難度大，許多金融傳銷機構難以“除根”。2013年前后，“MMM金融互助社區”開始進入中國，因為組織者和服務器都在境外，我國有關部門無法單獨查處。2015年底，銀監會等四部門聯合發出風險預警提示，指出此類運作模式違背價值規律，存在很大風險，平臺隨后發生崩盤。

­　　然而，我們調查發現，崩盤后的MMM社區留下不少“后遺癥”，很多平臺改名為“三妹互助社區”等繼續融資，更有些“升級”成新的傳銷模式再度活躍。而五行幣頭目被抓后，其組織活動依然十分猖獗，據“團隊助理”介紹，其內部已產生了新的負責人。

­　　“目前金融傳銷的監管存在軟肋、盲區和真空地帶，部門間沒有形成合力，同時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備影響了有關部門的執法依據，導致無法可依。”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

­　　隱藏巨大風險——

­　　完善立法、提升監管、加強預警是預防和打擊金融傳銷的關鍵

­　　肆意蔓延的金融傳銷，背后隱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

­　　“金融傳銷是互聯網金融馬甲下的‘核彈’，具有極強危害性，處理不好易引發金融風險。”劉俊海說，許多受害者的財富在一夜間化為烏有，資金從正規金融渠道流失，也造成實體經濟“失血”。

­　　在著名的“U幣傳銷案”中，傳銷組織涉及23個國家22萬注冊會員，國內有31個省市區3.6萬名注冊會員，涉案金額高達5億元。不止“U幣傳銷案”，許多金融傳銷崩盤時，金額都已高達數億元。

­　　“金融傳銷嚴重損害了公眾利益，并滋生大量境內外犯罪活動。”武長海說，參與者容易被洗腦，由于財產損失大，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此外，金融傳銷還容易成為犯罪分子洗錢的渠道。

­　　專家認為，預防和打擊新形勢下的金融傳銷，完善立法、提升監管、加強預警是關鍵。

­　　——擴大法律保護范圍，盡快對金融傳銷定性。

­　　據悉，我國現有關于傳銷的法律法規，只有2005年《禁止傳銷條例》和2008年刑法修正案新增的“組織領導傳銷罪”，距今均有10年左右，其規定較為寬泛，主要針對傳統傳銷形式，缺少具體可操作的細節，難以適應金融傳銷跨地域、傳播快、取證難等實際情況。

­　　“傳統的立法沒有涵蓋金融傳銷，也沒有授權監管部門實施專門監管。”武長海說，金融傳銷是隨著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而泛濫的，其中很多是虛擬、玩概念的東西，對其違法行為定性確有一定困難，工商總局曾會同央行、銀監會討論，仍未對“金融傳銷”定性。

­　　——形成監管合力，升級監管技術。

­　　“舉報傳銷時是工商在管，只有涉及刑事案件，公安才管，很多金融傳銷都是全國范圍甚至全球范圍的，屬地管理原則導致舉報無門。”李旭建議，應當完善舉報者權益保護機制，并適當提供一些獎勵，“目前的監管方式打擊了舉報者積極性，受害人擔心舉報后投資的錢要充公，寧可采取堵門、打砸等方式，也不愿舉報。”

­　　“金融傳銷主要通過微信等平臺完成，監管技術必須與時俱進。”武長海說，微信等社交平臺對及時發現和制止傳銷犯罪的發生、發展有得天獨厚的技術優勢，對金融傳銷負有不可推卸的自我審查和自我管控責任。

­　　——建立政府預警機制，提高公眾防范意識。

­　　“金融傳銷的參與者既有農民、下崗工人，也有白領、公務員、離退休老人甚至金融從業者，數目非常龐大。”李旭說，對普通投資者來說，要有防范意識、風險意識，“天上不可能掉餡餅，要多質疑，多去相關部門求證。”

­　　而對于政府部門來說，預防和打擊金融傳銷必須“早發現、早預警”，及時建立預警機制，多普及金融傳銷相關知識。“很多投資者聽不進親朋好友的勸阻，卻往往對政府機關發布的信息比較信任，只有政府部門早介入，才會盡可能減小投資者的損失，阻止更多投資者加入。”李旭說。

­　　武長海建議，要適時制定民間融資相關法律法規，提供有效的社會防護性保障，降低交易成本和法律隱患，同時加強學金融、懂法律的教育，提高投資者素質。

­　　吳秋余 王子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