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商販李清在銷售假冒“鄂爾多斯”羊毛衫獲利1萬元左右，但是被罰了2151萬元。

　　事件曝光后，引發輿論普遍質疑和幾乎一邊倒的同情。然而，在天文數字背后，這一案件有著更為復雜的爭議。

　　目前，內蒙古高院已撤銷一審判決，并發回重審。等待李清的，又將是何種判決？

犯罪發生地與案件管轄權

　　鄂爾多斯警方“跨省追捕”引人關注，辯護律師南新丹認為，“根據現行刑訴法，以及相關部門的解釋，鄂爾多斯警方的做法說得過去。”

　　李清的老家在桂陽縣歐陽海鄉增源村。這里距郴州市區約78公里，道路崎嶇，驅車約需兩小時。

　　從出生到進城，李清走了16年。——他生于1978年，小學文化程度，16歲時結束了4年務農生活，進城打工；其后16年里，他戀愛、結婚、經商，去過外地，最后還是定居在郴州市區。

　　12月20日，李清的妻子李紅英帶記者來到增源村老家。這是一處泥坯房，即使是白天，堂屋不開燈仍會覺得黑暗。李清80多歲的老父老母就住在這里。

　　李紅英說，他們夫妻在郴州有房產，只是最近被法院凍結了，除了過年過節，夫妻倆回老家的時間并不多——事實上，泥坯房里除了兩位老人的居室，沒有其他房間還擺有床。

　　盡管媒體之前報道中一再用“農民”來標注李清的身份，實際上，說李清是商人更為貼切。他先后在郴州馬家坪、富民市場經商。“以前是賣皮包的。”李紅英說，后來看到商場里有人賣羊毛衫，于是跟著一起做。

　　2010年8月底，李清經營的富民市場2043號商鋪開始銷售“鄂爾多斯”羊毛衫，兩個月后，“恒源祥”品牌也有銷售。當然，這些貨全是冒牌的。

　　“看著別人在做，我也跟著做。”這樣的說法，于李氏夫婦來說或許并不是一句托詞。時至今日，富民市場入口處雖然掛著“打擊假冒偽劣產品”橫幅，但市場內“問題產品”依然有售。有商販這樣認為，賣假牌子貨不算什么壞事，因為這不像假藥假酒假奶粉害人，而是滿足顧客的一種需求，“名牌那么貴，哪是人人都穿得起的？那收入低的還是想穿啊。”

　　如此看來，李清成為售假者并不意外。真正的意外，發生在當年12月15日。

　　這天下午2點左右，李清去上洗手間，留下李紅英獨自看店，3個陌生人走進店里。“我當時以為來顧客了。”李紅英回憶，3人中兩人是便衣，另有1名女警是郴州本地人。

　　這是鄂爾多斯市公安局經偵隊在郴州警方配合下開展的一次專項行動，當天，包括李清夫婦，一共有4個商鋪的經營者被帶回當地派出所“協助調查”。

　　后來，李清夫婦被帶到鄂爾多斯東勝區羈押，一段時間后，在店中“只是做做飯”的李紅英被取保候審。李清一直待到了一審“天價罰金”誕生，且身負5年刑期。

　　在案情被報道后，“跨省追捕”這一頗有意味的4個字吸引了網友廣泛關注：鄂爾多斯警方有管轄權嗎？

　　“根據現行刑訴法，以及相關部門的一系列解釋，鄂爾多斯警方的做法是說得過去的。”李清的辯護律師之一、湖南善道律師事務所南新丹律師說。

　　——2010年2月21日，公安部經偵局下發《關于下發假冒“鄂爾多斯”商標案件管轄問題的意見的通知》，該文件明確：在主要犯罪地公安機關不持異議的前提下，由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依法偵辦涉嫌假冒鄂爾多斯集團注冊的“鄂爾多斯”商標的犯罪案件。

　　郴州警方相關負責人談到“天價罰金”案件時說：“當時這案子是由鄂爾多斯經辦的，我們只是配合帶了一下路。”

　　今年9月21日，鄂爾多斯中院依據公安部經偵局文件，認定鄂爾多斯方面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均具有法律依據，對李清的辯護人提出“鄂爾多斯中院沒有管轄權”的辯護意見未予采納。

適用罪名與是否立功之爭

　　李清一審被判犯有“假冒注冊商標罪”。辯護律師南新丹認為，這是“案件定性錯誤”，李清應當被定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

　　浙江桐鄉市，距郴州約1211公里，這是李清與他上線的距離。

　　2010年12月15日，李清到案，次日，他向警方供出了自己的上線——浙江蒼南縣人周金柱。

　　根據李清提供的線索，今年1月21日，周金柱到案。后來，李清、周金柱兩人供述雖在細節不盡一致，但是，一條假冒“鄂爾多斯”產品的制造鏈條已基本確認：

　　李清先前在桐鄉打工，知道那里生產假冒“鄂爾多斯”，2010年6月起，他陸續從桐鄉黃蘆英、黃秋英等手中進購所謂“白坯衫”，這是由江浙一帶小工廠生產出來的不帶任何商標的羊毛衫，每件價格25元至75元之間，他先后采購了大約2.6萬件。

　　這些“白坯衫”沒有直接發回郴州。李清找到了比他大3歲的周金柱，請他把“白坯衫”變身名牌。

　　周金柱自己并不制作商標標識，他聯系了一個叫“阿忠”的安徽人，購買各種商標標識。在“阿忠”手里，一套“鄂爾多斯”商標4.5元，“恒源祥”“夢特嬌”商標則是3.5元一個。周金柱將商標轉手給李清時，每套相應加價，“鄂爾多斯”每套5元，“恒源祥”每套3.8元至4元，“夢特嬌”固定為每套4元。在后來法院審判時，法庭認定周金柱進購的商標總數達3萬套，由于每套商標包括領標、吊牌、包裝袋、手提袋4件，最后，周金柱被認定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數量共計12萬件。

　　在周金柱的聯系下，一個叫陸晉飛的人，為李清將“白坯衫”縫制上了商標標識，每套1.5元。

　　完成所有的制作工序后，假冒“鄂爾多斯”羊毛衫從浙江起運，運往郴州。

　　在這整個鏈條中，最容易讓人產生混淆的，就是李清的行為應以何種罪名定性。

　　李清一審被判犯有“假冒注冊商標罪”。辯護律師南新丹認為，這是“案件定性錯誤”，李清應當被定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

　　在非專業人士看來，這兩個罪名容易讓人迷糊。南新丹在辯護詞中也承認它們難以界定。

　　簡單來說，“假冒注冊商標罪”是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則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

　　以“李清案”來講，當假的商標標識被縫制在“白坯衫”上時，“假冒注冊商標罪”就發生了，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則發生在銷售這些假貨時。當這兩種行為由同一行為人完成時，則應定性為前罪，因為兩者之間密切相關，后一行為是前一行為的必然結果。

　　然而，“李清案”的困局在于，這一整個過程是由多個行為人參與完成的。

　　“我認為，這種情況下，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行為和銷售、使用偽造的注冊商標的行為是分別獨立的行為，各方沒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南新丹在辯護詞中表示，在整個鏈條中，商標的制作、購買、銷售和縫制都是在浙江完成的，李清的目的只是銷售，與浙江方并無共同的非法所得。

　　事實上，周金柱作為鏈條上的一環，罪名與李清并不相同，他最后被認定為“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

　　也正是因為罪名不一，南新丹認為，李清舉報周金柱存在立功行為，應當被認定。

　　法庭上，公訴人認為，根據最高法《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相關規定，李清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體貌特征等基本情況，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聯絡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機關據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認定為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同案犯，不能認定有立功表現。

　　法庭采納了公訴人的意見，沒有認定李清存在立功行為。

處罰依據：銷售額？吊牌價？

　　以銷售價還是以吊牌價計算“非法經營數額”，成了控辯焦點。依據相關法律，當已有部分假貨售出時，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經營數額，可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

　　淘寶，對于郴州，或是中國任何一個有網絡的地方，理論上是零距離。

　　關于淘寶上的假貨問題，淘寶當家人馬云說過一句話：“如果關掉淘寶就能沒有假貨，我明天就關了它。”這句話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淘寶上有假貨；二、是假貨找上了淘寶。

　　正是淘寶買家的憤怒讓李清最終身陷囹圄。

　　李清自述，大部分假冒“鄂爾多斯”賣給了網購者，每件進價最高七八十元的衣服，他在網店上賣130元或140元。

　　網購者發現上當后，多數會去淘寶投訴，也會在網上發帖聲討。

　　“全是淘寶上有人罵招來的。”面對記者問為何鄂爾多斯方面會注意到郴州的李清時，李紅英說，正是買家在網上投訴，引起了鄂爾多斯方面的注意，這才會到郴州抓人。

　　對此，鄂爾多斯羊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市場監督部相關負責人未置可否，但他對網上假貨泛濫很鬧心，“要問鄂爾多斯受假貨侵害的情況？你上網一搜就全知道了！”

　　起訴書記載，李清總共假冒“鄂爾多斯”2.2萬件，假冒“恒源祥”4633件，案發后，警方在李清店中扣押假冒“鄂爾多斯”21754件，假冒“恒源祥”4433件。也就是說，自2010年8月份以來，李清銷售了446件假冒商品。這并不是一個大數字。

　　但是，讓李清麻煩纏身的，不是賣出的假貨，而是庫房里的商標。在這些由浙江方制作的吊牌上，假冒“鄂爾多斯”價格有1680元和2180元兩檔，分別是17403件和4351件，而標價968元的假冒“恒源祥”則有4433件，吊牌價總額達到4301.3364萬元。

　　這正是“天價罰金”的基礎，鄂爾多斯中院以這一金額的一半判做了李清的罰金。

　　究竟是以銷售價還是以吊牌價計算“非法經營數額”，這成了控辯焦點。事實上，依據相關法律，當已有部分假貨售出時，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經營數額，可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

　　實際銷售的平均價格是多少呢？李清的律師認為，即是淘寶上所示價格，而李清更為詳細的銷售數據都在被公安扣押的電腦主機中有留存，建議提取以做證據，而不是依據吊牌價進行金額計算。

　　但在公訴方看來，這個“實際銷售的平均價格”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存不存在的問題。公訴方認為，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無法查清，理由是淘寶網記錄，只能證明網店的銷售價格，不能證明李清也是以同樣價格銷售。

　　對于電腦主機，公訴方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明主機是讓公安機關扣押的。那電腦在哪里呢？由于鄂爾多斯警方不接受采訪，尚不得而知。

　　鄂爾多斯中院認為，辯方提供證據不能證明電腦主機中有銷售記錄，未予采信。

　　8月3日，南新丹律師向法院提出調取新證據，即公安提取的李清的銷售賬本，以查清銷售價，而不是以吊牌價為準。但她表示，偵查和公訴機關未查。

“比這個嚴重的案子還有很多”

　　受害公司方表示，并不能說李清是最大的侵權者，比這嚴重的案子還有很多，只是沒有被打出來，更多的時候公司很難應付勢力強大的侵權者。

　　鄂爾多斯—郴州，2080公里；鄂爾多斯—桐鄉，1862公里。在“天價罰金”的路線圖上，鄂爾多斯是最遠端，也是風暴眼。

　　在李清一案中，關于立功認定，適用罪名，關鍵性的銷售證據等種種疑點，記者試圖聯系鄂爾多斯中院及公安局經偵支隊，但上述單位均表示，該案已上訴，正在審理中，不便回應。

　　李清侵權行為的受害者，鄂爾多斯羊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對案情也不愿多談。作為一家知名品牌，他們有著讓人苦惱的悖論。

　　“假貨這么多，不打不行，一打多了吧，又怕把品牌打壞了，讓人覺得鄂爾多斯到處都是假貨。”鄂爾多斯市場監察部相關負責人說。正因為這樣，該負責人表示，不便透露鄂爾多斯公司監測到的侵權案件數量，他只是說，公司每年用于打假的費用至少在千萬元級別。

　　今年12月中旬，李清歸案一年后，案情以“天價罰金”為爆點，引發公眾關注，也讓他獲得了不少同情，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對于鄂爾多斯公司來說，也是難得的勝利。

　　“湖南這個案子，是目前最大的案子。”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并不是說李清是最大的侵權者，比這嚴重的案子還有很多，只是沒有被打出來，更多的時候公司很難應付勢力強大的侵權者。“這次如果不是公安部的‘亮劍行動’，我們也拿湖南這個案子沒有辦法。”

　　“亮劍行動”是去年11月19日公安部部署的全國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偽劣商品犯罪專項行動的代號。行動開展后至當年11月30日，短短11天時間，全國公安機關破獲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偽劣商品犯罪案件676起，案值8.35億元。

　　隨后，“亮劍行動”轉入以打擊侵犯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和植物新品種權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和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為重點。李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抓捕的。

　　目前，內蒙古高院已撤銷鄂爾多斯中院的一審判決，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并發回重審。

　　重審之時，輿論聚焦之下，法律將給他何種應得之罪？疑問待解。

［最新動態］

法院撤銷一審判決家屬希望盡快取保侯審

　　12月27日晚，記者從李紅英處得知，內蒙古高級法院已經撤銷鄂爾多斯中級法院對李清案的一審判決，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并發回重審。

　　李紅英稱，李清被羈押至今，已有一年左右，她現在最希望丈夫能盡快取保候審。記者致電李清案辯護律師南新丹，她稱對此案被發回重申的情況尚不清楚，不便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