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暑假成為城市中小學生的“第三學期”，早已不是新鮮事。中國教育學會日前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家長在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中的支出規模超8000億元。

　　再來看2016年11月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在《2015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中發布的數據——2015年，包含大中小學及幼兒園在內，全國公共財政教育支出25861.87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教育支出4245.58億元。

　　這意味著，2016年全國中小學生家長用于課外輔導的支出接近2015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的兩倍。

　　那么，究竟是家長要求太高，還是課堂講得太淺？是優質資源不夠，還是考試出了問題？

盲目報班圖心安

　　米兜從2歲就開始了天天有“班”上的生活，英語、擊劍、足球、鋼琴一個沒落下。

　　“現在培養個孩子真不容易！”米兜媽覺得很累，她反省說，“這種累，來源于各種比較和失落，來源于對孩子的逼迫和說服，來源于迷茫和焦慮。”

　　像米兜媽一樣迷茫、跟風的家長并不在少數。他們給孩子報班、選班的動機往往來自“別人家孩子”。

　　“同學都補課，無論是才藝還是學業，雖然有壓力，但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在北京市海淀區某輔導班，家長吳勝（化名）向記者展示了孩子去年12月參加9個課外班的賬單——4950元，而兩口子的月收入剛剛過萬。

　　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師劉成章認為：“家長應該關注動力、習慣和思維品質的培養，而不是把孩子的教育‘外包’給輔導機構。”

瘋狂補課為考試

　　記者注意到，“升學不考，入學以后分班考”已成很多學校的“潛規則”。因此，通過選拔進入重點班成為很多家長補習的目標。

　　“學校有那么多優秀老師，為什么不能辦各種班呢？如果學校承擔起輔導機構的這些職能，孩子和家長便不用奔波。”北京家長安艷的疑問具有一定普遍性。很多家長認為，與其大家都報班補習，不如學校教得深一點、難一點。

　　對此，北京東直門中學教師王天祥表示：“老師當然是有能力的，但我們的受眾并非超常學生。國家教學大綱著眼于育人的功能，教深、教難則是考試選拔的訴求。家長把獲取更好名次當作教育目的是偏頗的。”

　　劉成章則建議教育部門在課時安排上給學校留下答疑時間，對學生進行個性化輔導。

　　在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看來，“補習熱是社會生存壓力對孩子、對教育的傳導。富裕家庭是教育的風向標，對他們來說，現有的財富、地位不夠可靠，只有把孩子培養好才是最牢靠的。在公辦學校教育不能滿足期待的情況下，轉而尋求校外補習。這種做法又會傳導給他人，形成了城市中的課外輔導熱”。

多元評價是關鍵

　　為了讓孩子取得理想的成績和多樣化的發展，家長紛紛選擇課外輔導機構，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學校教學。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搶先學”。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很多課外輔導機構都標榜在寒假十次課學完下學期課程，甚至在廣告中刻意制造恐慌。

　　“這完全不符合學習規律！”劉成章大聲疾呼，“在這樣的課上學生只是聽到些‘名詞’而已，并不是概念式地把握，何談實際應用？很多學生“食而不化”還自以為把課程內容掌握了。這應該引起學生和家長高度重視！”

　　事實上，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子教育”，只是在東亞，課外補習與升學掛鉤的目的更直接、影響人群更廣。

　　據韓國教育開發院統計，2003年全韓用于補習的費用占到教育預算的55%，經持續不斷的治理后，2013年該比例仍為28%，有68.8%的在校生參加各種校外補習。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學院副教授姜英敏告訴記者：“韓國補習盛行，卻仍有一半人在大學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因為應試補習所學的內容對孩子成長并無好處，只是因為社會雇傭制度認可了學歷作為評價的標準，造成企業招不到有用人才，學生卻面臨失業的局面。”

　　日本在20世紀60到80年代經濟剛剛起飛時，也曾經以教育體系來篩選人才。但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企業逐步建立起了包括專家、人才評估模型在內的資歷體系，以及以分類資格證、企業文化為支柱的人才篩選體系。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認為，雖然補習熱在表面上看是相互比較的結果，但根源還是在評價。“以分數為標準評價，太單一，只有建立專業團隊，綜合評價學生的學業、社會活動等多方面能力，并采取招生與考試分離的制度，才可能剎住補習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