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溪城隍廟是福建省最早興建的城隍廟之一，始建于五代后周顯德三年（956年）。城隍是漢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多由有功于地方民眾的名臣英雄充當，是漢族民間和道教信奉守護城池之神。廟中供奉清溪顯佑伯主，俗稱城隍伯主。并祀城隍夫人，俗稱城隍媽。廟宇原建于縣治東（城關富民街安溪縣實驗小學內），今有舊廟與新廟各一座。建筑風格獨特，裝飾富麗堂皇，香火四時鼎盛，在閩臺及東南亞等地均有較大影響。

　　安溪城隍新廟與東岳寺并肩聯臂，為五進殿堂，順山勢遞升興建，南北向。占地面積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積1100平方米。第一殿面寬五間，辟三門，檐口輝綠巖龍柱，門堵、窗欞分別以青白石雕刻，有鯉魚跳龍門、雙龍戲珠、雙獅拋球、獅鳳牡丹、松鶴蓮荷、竹鹿等圖案，屋架構件，如吊筒分別透雕花竺、垂蓮、嫦娥奔月、吹簫引鳳。第二殿為城隍殿，重檐歇山式，徹上露明造，穿斗式，面寬五間，進深五間，前加拜亭。一至三殿內諸神像，均仿舊廟體式。正副三尊城隍神像均坐正殿，分別面向三圓欞窗，八爺、九爺佇立兩旁。三殿為城隍寢殿。四殿為羅漢殿，奉祀觀音佛祖。五殿為釋迦殿，奉祀三寶世尊。全廟紅墻綠瓦，金碧輝煌；飛檐翹脊，飛金走彩；雕龍刻鳳，巧奪天工，其勢更勝舊觀。1999年1月，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新城隍廟豎立文物保護標志。

　　安溪城隍廟歷史悠久，現存有諸多文物古跡。珍藏廟內的城隍伯主之印，據傳系宋代皇帝所賜，玉質方形，邊長7.5厘米，高5厘米，印文為“敕封清溪顯佑伯印”繁體篆書，印座上雕有一頭上有“王”字紋的臥蟾蜍，寓贊安溪城隍解理陰陽、靈顯威赫之意。新廟門前挺峙的一對輝綠巖龍柱，原為舊廟所立，系出自前代名匠之手，神龍駕霧，精雕細作，維妙維肖。廟內現存“示諭”、“造船碑記”兩塊古碑刻，立石于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二月，由知縣夏以槐撰。“示諭”碑長44厘米，寬70厘米，碑文為“安邑敕封顯佑伯城隍尊神，理陰贊陽，每年季春，士民仿效古禮，設醮迎儺。”《造船碑記》碑長210厘米，寬110厘米，記載當年為解決每年春齋醮迎儺之資，置造溪船兩條，自泉州運鹽至安溪，并免收稅費，“取其余息以為醮費”。

　　城隍新廟的拜亭有一副古聯：“寵錫袍冠八閩第一；褒封伯爵五邑無雙。”傳說安溪城隍伯主自宋代以來，由于曾為宋太后治愈頑疾，得帝賜御龍袍，又是鄰近原五大縣(即南安、安溪、晉江、同安、惠安)的保護神，護佑百姓免受旱、澇、風、蟲、獸災之苦，因此兩次受到朝廷敕封，宋帝賜金冠、龍袍、玉印，褒封顯佑伯；清道光皇帝敕賜“欽加普護清溪顯佑伯”圣旨一道，而全省其他縣份的城隍卻無此殊榮，是為“八閩第一”、“五邑無雙”。

　　古往今來，風流名士有感于安溪城隍廟之靈秀，大發豪性詩情，留下不少名匾佳聯。有明張瑞圖題的“陰騭下民”，清知縣葉紹芬題的“燮理陰陽”，黃宅中題的“是夢覺關”，李鈺題的“保我黎民”，莊成題的“真英靈”等古匾；有明進士 秦鐘震作的“為惡不滅，祖宗有馀德德盡必滅；為善不昌，祖宗有馀殃殃盡必昌。”清狀元莊俊元作的“功德秀河山，前龍津，后鳳麓，十八里歸依福地；聲靈昭綸 綍 ，東陽鐘，西鱷鼓，第一長詹拜公門。”清庠生陳子瑞作的“神所憑依將在德；爾于幽獨毋自欺”、“看彼世人詭譎心腸，莫怪此公吐舌；睹斯色相黑混面目，真令我輩驚心”等古聯，也有“賞懲善惡因果有報；燮理陰陽判斷無差”、“善惡報應，莫道竟無前世事；利名爭競，須知總有下場時”、“進廟來，先自問平日所行何事；歸家去，莫忘記今朝俯首通誠”、“善報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孽鏡高懸，善心人不妨當頭一照；影衾多愧，惡念者應怕有物潛窺”、“善惡到此難瞞，不必階前多叩首；瑕瑜從來了徹，豈容臺下細搖唇”、“地獄即在眼前，莫到犯了罪時方才省悟；孽鏡曾懸臺上，但要過得意去也肯慈悲”等諸多勸善對聯。

　　歷史上，官府均十分重視安溪城隍每年的春巡之事。清代，恭迎城隍，設醮(一種禱神的祭禮，后專指僧道為禳除災祟而設的道場)盛典，熱鬧非凡。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二月，安溪知縣夏以槐特立“示諭”碑。歷年設醮之日，規定在上年臘月十六日在神前擲杯奉準，翌年二月初二日貼出文告，把日期昭示全縣，規定不論晴雨都要設醮，次日迎儺(古時驅逐疫鬼的儀式)。每年做醮完畢撤壇，當夜12時由4位首人恭請清溪城隍伯主整頓衣冠坐上8座交椅。翌晨5時左右，由首人鼓吹恭迎出廟。城隍出巡路線為：從東門出，沿河溝、山邊到祥云渡，行至鳳山黃氏祖墓(俗稱狀元墓)，再按原路回到祥云渡鳳池庵設帷幕安奉(注：今路線為：東出山門→鳳山路→八三一路→祥云路→深內→縣制藥有限公司→鳳山黃氏祖墓→返回→深內→鳳池庵)。到10時至11時之間，廟關起大門，廟內所有官曹衙役、兵馬差事(均須以人裝飾代替)，以八、九爺領頭，按序排班行進。由4個首人拈香侍候，主持僧人負責點名。點畢，整隊環廳繞行，再大開廟門吆喊而出，與儀仗和大鼓吹、八音、臺閣、戲陣排成縱隊，出西門迎接伯主進城巡游各街、巷、縣衙、儒學、校場(今路線為：鳳山路→八三一路→祥云路→深內→縣制藥有限公司→鳳山黃氏祖墓→返回→深內→鳳池庵→迎接城隍伯主進城→祥云路→新華路→城關南市場→河濱路→茶葉大酒店→城關醫院→文廟廣場→縣外貿公司→鳳華制衣有限公司→河濱北路→鳳聲路→新安路→鳳山路→城隍廟)。古時候，儀式十分復雜。當隊伍行進至縣衙門口時，縣令均擺好香案，親自頂禮迎接；當隊伍行進到南門巷口時，全隊稍停，清溪城隍伯主換上法衣帽(即法官服裝)，然后由儀仗隊排駕，鳴鑼開道，鼓簫齊鳴，4個首人隨八、九爺及城隍伯主入孔廟繞泮池一周；然后下南校場(刑場)，主持僧人身穿袈裟、手帶法器隨行，到達校場時，即揮動手中法器搖鈴，呼叫有冤之魂準予前來鳴訴；隊伍繞行一周后，乃出場與等候在一邊的民間大鼓吹、戲陣等隊伍取縣城街道巡游。巡游隊伍一般于當日下午3時左右方進廟卸駕，再由主持僧人就四街各定若干人選，逐一進行投擲卜杯，獲準杯者為明年新首人。此后，進行新舊首人交接禮儀，晚上再按路線巡游，由新首人負責工役、火把、燈籠，一般至夜10時許結束。

　　傳說中，清溪城隍十分顯赫，靈驗非凡。清乾隆版《安溪縣志》有三處記載：一是“正德上章執徐(庚辰年，1520年)春仲甲申，吉水龔公令安溪之四月，忄心(憫)茲邑民，久罹虎患，乃焚文于城隍之祠，矢神必獲。越翼日乙酉，果戮其一；越三日戊子，又戮其一，民胥神之。”時教諭鄒魯曾目擊其事，特作《戮雙虎賦》。二是“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二十八日，蔡寅率眾數千突至安溪，正欲攻城，忽見有甲騎自東門出。蔡疑有援兵至，遂驚退。時共以為城隍顯靈，邑令李鈺大書‘保我黎民’匾額，并識其事于廟。”三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十一日，縣民陳福挾仇將田主王益讓殺死于后塘隴地方，屢審，堅不承認。邑令莊成齋戒沐浴，具牒親禱于城隍神。翌日，帶犯赴廟復訊，冤魂忽附于犯妻黃氏身上，向伊夫歷歷質證，并將兇器指出。福始俯首無辭，案乃定。觀者無不稱異。莊令題匾于廟，以紀其事。”

　　傳說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中國，派出飛機轟炸安溪縣城。人們發現天上有二只老鷹與飛機對壘盤旋。飛機投擲諸多炸彈，縣城群眾卻無一傷亡。日機飛走后，城隍廟法事人員發現城隍公、城隍媽神像滿臉汗滴，頓悟老鷹是城隍公媽的化身。消息傳出后，各街頭群眾自發舉行“犒眾”之儀，敬獻黃豆，寓意為神兵提供子彈，或讓神明灑豆成兵，抵御外侵。

　　靈應昭昭，惠及四方。晉江沿海一帶，至今還流傳著一則“清溪城隍顯圣保佑漁民”的民間故事。傳說約百余年前的一天，晉江有200多艘漁船出海捕魚，忽然迎面來了一只小船，船中站立一位老漢，大聲疾呼：“我乃清溪顯佑伯主，特來指點汝寺，即刮臺風，漁船須從速調頭返航。”當漁船全部進港內后，大暴風雨突至，漁船安然無恙。為此，漁民中廣泛傳著“清溪城隍顯威靈，警報臺風事是真。漁船返航安無恙，眾夸伯主保漁民。”的歌謠。自此，泉州、晉江、石獅、南安等沿海的民眾除設壇崇祀清溪城隍伯主神位外，不少人還時常到安溪城隍廟焚香敬奉，祈求平安獲福。不少地方還設立分爐，敬奉清溪城隍。

　　新加坡也廣泛流傳有清溪城隍顯靈的故事。20世紀4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南進入侵新加坡。有一次，日軍出動大批飛機轟炸新加坡各地，各處一片廢墟，而民國17年(1928年)自安溪分爐至新加坡的城隍伯主五舍公城隍廟之所在地，卻絲毫未受到飛機的轟炸。因此，當地華僑、華人對安溪城隍伯主更加虔誠奉祀，并先后在韭菜芭、楊桃園構筑兩座雄偉壯觀的清溪城隍廟宇，至今仍香火鼎盛。而兩地城隍廟每年組團到安溪城隍廟尋根，謁祖進香，祈求安溪城隍庇佑之舉也成慣例。

　　安溪城隍廟歷經千年興替，蜚聲鶴遠，著稱海內外。早在明末清初，安溪先民即將香火帶入臺灣，嗣后分爐到臺北、臺南、高雄，直至全島各地。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臺灣各地共有自安溪城隍廟分爐222座。新加坡亦有韭菜芭城隍廟和楊桃園城隍廟等分爐。自清代起，安溪城隍廟在晉江、南安、泉州、石獅等地有70多處分爐分別立廟供奉，在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區亦建有諸多分爐。每年各月，特別是五月二十八日城隍誕辰日，海內外信眾均組團至安溪城隍廟進香、朝拜，參觀訪問，有效地增進海內外及海峽兩岸情誼，促進歷史宗教文化的交流。

　　1994年10月，安溪縣人民政府將東岳寺、城隍廟劃歸鳳城鎮人民政府管理，并建立東岳寺、城隍廟園林管理處及文物保護管理組，秉承愛國愛教、奉獻社會的宗旨，積極提高城隍廟的文化品位，先后新建一批配套設施等，贏得良好的社會聲譽。與此同時，注重發揮城隍宗教文化在閩臺文化交流和對外聯誼中的積極意義，努力把安溪城隍廟建設成為一處民眾進行正常宗教活動的場所、一座聯系海內外愛國人士的文化橋梁、一扇展現安溪僑鄉現代文明風貌的窗口，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

　　信仰城隍是一種以漢民族傳統歷史文化為深刻社會背景的文化現象。安溪城隍廟在閩南、閩臺、東南亞均有分爐廟宇，在弘揚傳統文化及對臺、對海外文化交流中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對增進兩岸中國人的民族文化認同意識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等均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