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有一個貪官，這個貪官有一個貪得無厭的老婆，少不了還要有一個情婦，最后事情就是由這個情婦敗露，此外必然有一個見義勇為的記者，甚至是美 女記者介入……”事實上，“官場小說”對相互傾軋的權力斗爭給予濃墨重彩的“仿真”描寫，以滿足或迎合一些讀者的獵奇心理，自覺不自覺地導致了題材和寫作 手法的同質化。官場小說的程式化、類型化因作者思維狹窄和僵滯日見彰顯。人們對此類小說套路的純熟，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任何東西就怕熱，熱得過了頭就會斷裂、毀壞。所以，官場小說作家們要在“熱”態中進行“冷”思，努力找到新的思路、新的語境、新的視角，而不要被既定的概念、一時的狂歡所迷惑，從而迷失自我、誤入歧途，限制了自我的文學視野。

　　雖然官場小說揭露了一定的社會現實問題，并取得令人驚嘆的銷售量，但正如有評論家指出的，它仍只是一種消費型文學，對于民主、廉政影響有限，也并無太多 文學上的建樹。官場小說主要還是一個流行文學的概念，與俄國、法國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有很大差別。不少官場小說作家在致力于揭示官場現實、迷戀于 官場炫技、津津樂道于不為人知的官場潛規則，甚至將其作為加官晉爵“自古華山一條道”的同時，往往忽略了人性關懷和對于真善美的文學根本追求。

　　不少官場小說與其說是“反腐”，不如說是在“販腐”。大量陰暗面的曝光，大量權術的披露，甚至明確注明此即“官道”或“權術”，導致了其負面影響不可小 覷。不少官場小說，甚至已經淪為寫給那些當官的和想當官還沒當上的人看的一種“官經”。有網友稱某部官場小說是“一部讓大學生少奮斗10年的成功寶典”， 就是一個極端的案例。

　　官場小說的流行，不禁使人想起清末譴責小說的潮流。彼時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亦 是風靡一時。魯迅先生批評此類譴責小說大都“辭氣浮露，筆無藏鋒”，流于模式化淺表化，且“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匯為長編，即千篇一律。特緣時勢要求， 得此為快”，“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于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閑散者談笑之資而已”。官場小說這種滿足社會一時需 求，停留于嬉戲窺探的痛快，缺乏藝術化、典型化的提煉，缺乏“懺悔之心”和對人性的思考，因而感人之力甚微的套路，不是和當年的譴責小說如出一轍嗎？

　　官場小說的出路，在于必須突破現有的止于“官場伎倆”、“就事論事”、“辭氣浮露”、“傷于溢惡”之瓶頸。

　　官場小說應當是嚴肅的社會批判作品，敢于揭露丑惡，讀來發人深省。不是直接地狹窄地一味書寫“問題”，只書寫“問題”而拋棄了“主張”的作品，將是短視的、可憐的、毫無意義的。

　　官場小說家的責任不僅僅是“揭幕”。從文學的綜合指標考量，官場小說作家要為政治生態的良性轉變提出自己的遠大構想與精神藍圖，為人們尤其是年輕讀者們 提供積極的人生經驗、陽光的做人經驗、正確的從政經驗。官場小說作家應當塑造從政人物在官場上的堅守個性，書寫新形勢下為官者的崇高操守，這種操守來自對 傳統士大夫精神的傳承，也來自現代性啟蒙精神和科學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領悟與高張。這樣的官場小說，才有作家個人的精神氣質在。

　　托爾斯泰批判的農奴制雖已不復存在，但其作品中對舊制度的深刻反思和對民眾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迄今還在打動我們。何以如此？就是因為他的文字里有大愛、 大情懷和大理想。像《新星》、《抉擇》、《大雪無痕》、《中國制造》這樣的小說，人們之所以讀后至今仍然心存感動，還是因為這些作品始終邪不壓正，它們所 顯現的政治敏感性和對民族、歷史、人民利益的擔當精神，至今令人信服，也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