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兩會”都是各類“雷人提案”集中亮相的好日子，今年自不例外，諸如“水庫應蓄水以防水流去國外”、“節假日公民應有權免費乘坐火車”、“律師應將律師費的50%分給法官”之類讓人哭笑不得的提案，和“房價不存在泡沫”、“低學歷者不應生孩子”之類要么不是正式提案、要么非正式代表、委員所言的“雷人話語”，同樣引來種種爭議。

　　有些人認為，出現如此多“雷人提案”的關鍵，是“兩會”規模過大，非專業人士過多，造成許多人的提案、發言不著邊際，惟有改革“兩會”體制，提高代表、委員專業水準，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春雷滾滾”的局面；有些人卻認為，如今“雷人提案”、“雷人話語”如此之多，是因為“兩會”的“組織紀律性”不如過去，媒體報道太多，網絡管得太寬，以至于不管合適不合適的提案、言論都被“廣而告之”。一些身兼“兩會”代表、委員的專家、學者進而認為，許多代表、委員“至今仍搞不懂政治常識”，把不該拿到“兩會”的提案也拿了來。

　　這些意見不僅五花八門，有些還針鋒相對，但都有各自的道理：“兩會”規模大、人數多，許多來自基層和各行業的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熱情有余、知識不足；如今媒體、網絡發達，公眾對政治關注度較以往提高，加上某些報道難免出現偏差或斷章取義，原本“內部雷人”的提案、意見如今成了“一雷一大片”的大眾笑料，有些原本未必很“雷人”的提案、意見在傳播過程中掐頭去尾或以偏概全，也可能產生很強的“雷人效應”；至于“提案應分場合、功能和層次”，以提高“兩會”效率等意見，自然更是正確的。

　　然而“不懂政治常識就不該提‘雷人提案’”本身，就是個頗有些“雷人”的“雷人提案”：“兩會”代表、委員的權力和義務，就是在“兩會”上發言、提案，當然，人們希望代表、委員盡可能具備更高的政治素質和專業知識，發表更有質量的意見，提出更切中肯綮的提案，但即便意見不算“優質”，提案未臻完美，他們仍有發表、提交的權力、甚至義務。倘“有相應素質方能提案”的邏輯得以成立，那么“有相應學歷方能生育”這個其實并非正式提案的“提案”又哪里“雷人”了？這不都是“為某種權利樹立準入標準”、“不達標則不放行”的“精英特權論”邏輯么？

　　“雷人提案”和言語在“兩會”上太多、太濫，固然讓人哭笑不得，但較諸萬馬齊喑，誰也不敢大膽發言、獨立表達，或閉門開會，不論多少“雷人”話語，外界都一無所知，讓更多人“聽雷”本身，其實是一種進步。這種進步雖然有時令人難堪，卻是從不專業到專業、從“雷”到“不雷”的必經之路，越坦然、越不怕“雷”。這個必經的過程才會越短、越自然。

　　“兩會”結構、制度和代表、委員產生辦法，存在許多待改進、完善的地方，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改進、完善之前，代表、委員們就不該暢所欲言。即便不專業、不完美、需改進，但坐等“一步到位”顯然只會更加誤事，在現有條件下容忍幾個“雷”并非什么壞事，一方面埋怨“兩會”是“橡皮圖章”，另一方面又因“怕雷”而希望代表、委員“不亂說話”，豈不是自相矛盾？

　　即便在那些代議制度高度發達的國家，也不可能事事專業、每個民意代表都在專業領域發表高水平意見。如美國兩院中出身律師的極多，很多提案卻和法律專業無關；有些參議員終身未去過北美以外，卻經常就亞非拉事務發表意見；一些歐洲國家的上議員充斥貴族人士，其提案卻經常涉及他們了解不多的底層社會。至于“國家應對僵尸入侵制訂應急方案”之類“提案”，其“雷級”恐怕也不算小，但“雷”歸“雷”，提歸提，兩不耽誤——事實上，不論哪個國家、什么體制，大多數人覺得“特別雷”的提案，通常是得不到變成法案、甚至正式議案的機會的。

　　有些“雷人提案”之所以“雷”，是因為提案者認知有偏差，或專業不對口，對這類提案、言論可以笑，可以駁，也可以調侃嘲諷，但其“發話”本身，卻是應該尊重、甚至歡迎和鼓勵的；有些“雷人提案”，如房地產商認為“樓價合理”，藥商認為“醫藥不應分家”等，提案者并非真不知道自己會“雷人”，只不過是“屁股決定喉嚨”，為本位利益發言、張目罷了，這種做法雖不足為訓，為自己的利益鼓呼，客觀而言，卻也是當代政治生活的常態，對這類“雷人提案”、“雷人意見”，只需弄明白什么人在說、為什么這樣說、為什么偏偏是這幾個人這樣說，也就是了。

　　一言以蔽之，“雷人提案”、“雷人話語”的內容固然要不得，但提案、話語本身，卻是“兩會”代表、委員的權力和義務，言者、聽者，都應歡迎提案，不怕“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