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感情動物，忍看親人撒手而去是人世間最大的痛楚之一。但是，著眼于親人的切身感受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尊嚴死”不失為一種特殊情況下的理性選擇。”

　　明知已經無法挽回一個人的生命，仍要使用大量的藥物和器械實施搶救，甚至切開喉管，這種延緩生命的做法一直存在爭議。對此，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鋒建議制定“自然死亡法案”，將“生前預囑”納入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議事日程，讓已經病到無法治療的患者平靜自然、有尊嚴地走向生命終點(尊嚴死)。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尊嚴死”不同于“安樂死”。“尊嚴死”和“安樂死”都是著眼于生命的質量，為了減輕患者的痛苦而采取的特殊手段。但前者是在患者尚健康或者有自主意識的情況下，通過簽署“生前預囑”的文件，來決定自己離開世界的方式；后者則是患者身處極端痛苦之下，已經沒有清醒的意識，而由患者家屬和醫生共同決定以無痛的方式結束其生命。“尊嚴死”是患者主動選擇不通過呼吸機、心臟電擊、氣管切開等措施來延緩死亡，而是要平靜、自然、安詳地走向生命終點。“安樂死”則是不一定經過患者同意，也可以在走完嚴密的申請、核準程序后，由醫生注射藥物或者給患者服用藥物，結束其生命。“尊嚴死”是絕對尊重患者的主觀意愿的，“安樂死”則綜合考量了患者家屬的意愿。目前，不管是“尊嚴死”，還是“安樂死”，在我國都還沒有專門的法律來加以規范。由于其中涉及到了復雜的倫理問題，傳統道德和現代法律之間多有抵牾，世界上也只有少數國家有條件地實現了“安樂死”合法化。

　　“安樂死”在民間的討論早已開始，但卻存在法理和現實的雙重尷尬。運用好了，它是幫助患者解除痛苦的有效方法；運用不好，它有可能成為歹徒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工具。這也是遲遲未能進行立法的癥結所在。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在涉及到生命權的問題上，法無授權即禁止，絕對不許有絲毫模糊地帶。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安樂死”難免涉嫌故意殺人的重罪，現實中，也不乏醫生因為給患者實施“安樂死”而獲罪的案例。

　　從某種意義上說，“尊嚴死”是“安樂死”的改進版，它可以通過有效文書確認，有尊嚴地離去是患者的自主選擇，而不給心存惡念者以加害患者的機會。而且，“尊嚴死”只是放棄了為身患絕癥、極度痛苦的病人延續生命，而沒有主動下藥取其性命的設計。主觀上尊重患者的意愿，客觀上不給歹徒以可乘之機，“尊嚴死”解決了“安樂死”某些無法跨越的倫理障礙，具備了深入討論、研究進而立法、實施的可能性。

　　如果“尊嚴死”真的由紙面走向了現實，它一方面能避免讓絕癥病人在無法表達自己意愿、無從行使自己權利的狀態下屈辱地“活”著，另一方面，也能在相當程度上釋放寶貴的醫療資源，用在其他更具治療價值的病人身上。據凌鋒委員介紹，有調查表明，中國人的一生中70%以上的醫療費用，用在了生命走到盡頭時延續生命的藥物和設施上。有太多的患者痊愈無望，卻在家人的堅持下通過昂貴的藥物和護理痛苦地延續生命。有太多的家庭在親情驅動下，在治療絕癥患者的過程中陷入經濟困頓。人是感情動物，忍看親人撒手而去是人世間最大的痛楚之一，但是，著眼于親人的切身感受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尊嚴死”不失為一種特殊情況下的理性選擇。

　　當然，在“尊嚴死”通向“自然死亡法”的路上，還存在著諸多爭議——比如生命神圣論與生命質量論之爭，救死扶傷原則與減輕痛苦原則之爭，中國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之爭，等等。只有把這些問題交由公眾討論，取得基本共識，立法才能實質性起步。隨著公眾對生命質量愈加看重，理性權衡逐漸成為主流意識，“尊嚴死”或許會在不久的將來進入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