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法律在治貪反腐方面有所作為，關鍵并不在于法律有多嚴厲。相反，嚴刑峻法猶如下藥過猛，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治貪的要義在于執法本身的嚴厲，即依法懲罰具有必然性。

　　治理官員腐敗，與其用重典，不如像朱列玉代表提出的那樣，用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承載寬容與人道精神的良善之法。

劉練軍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律師朱列玉向本次全國人大會議提交了《關于修改〈刑法〉中貪污受賄犯罪不合理量刑規定的議案》。朱列玉認為，從1997年現行刑法制定以來，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有必要對量刑的標準作出相應調整。為此，他建議將刑法中關于個人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修改為個人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的，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他同時提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價指數等因素，每五年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量刑標準作相應的調整。

　　朱列玉代表的這個議案經媒體報道后，引來了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憤懣。有人認為這分明是在為腐敗分子開脫，現在的問題不是朱律師所說的“刑罰過度供應”，而是腐敗過度供應。

　　對此議案，學者劉植榮更是義憤填膺，公開予以嚴詞反駁。他用中外各種量刑數據來證明中國現行法律對貪官最寬容。他主張對貪官必須用重典，呼吁反腐法律也應與國際接軌，在有關非法占有公私財產罪的量刑上，對公務員的量刑應比普通百姓翻一番，對司法人員的量刑要在公務員的基礎上再翻一番。

　　筆者以為，朱列玉代表的“刑罰過度供應”說和貪污受賄罪量刑標準調整論，道出了我國刑事立法未與時俱進的滯后缺陷。盡管朱代表提出的量刑建議和調整時段尚有商榷余地，但其調整目標和修法方向符合現代刑事立法的寬容理念與發展趨勢，值得肯定。

　　至于反對的聲音，鑒于反對者對貪污腐敗產生根源及其治理路徑有認知局限，不足為訓。出于對貪污腐敗的本能痛恨，他們對重典寄予厚望，以為嚴刑峻法才是懲治官員貪腐的靈丹妙藥，這實乃大謬。

　　古今中外，借助嚴刑峻法而成功地治理官員腐敗，這樣的先例還未曾出現過。我國歷朝歷代皆不缺反腐之重典，但貪污腐化始終是各朝各代揮之不去的夢魘。典型者如明朝，其重典規定“枉法贓八十貫，論絞；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是在各州縣設有“剝皮亭”，官員一旦被指控貪污，即被剝皮，并懸皮于亭中，以示警戒。盡管明朝反貪重典之嚴厲令人不寒而栗，但明朝官員的貪污腐化，還是漸漸發展到了普遍化、公開化，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最終導致朱明王朝土崩瓦解。

　　刑事司法猶如醫藥，只能事后有限地清除貪污腐敗之毒瘤。就像人不可能依賴醫藥來長期維持自身的健康長壽一樣，國家官員的清廉公正亦不可能完全仰賴刑事法律來維護。在懲治貪污腐敗方面，重典功效有限，不可托付“終身”，根本原因在于貪污腐敗其實不是法律問題，更多的是政治問題，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力架構問題。

　　回顧歷史，我國哪朝哪代沒有重典呢？但又有哪個朝代不是“東邊重典西邊腐，道是有法卻無法”呢？重典與腐敗“共舞”，一直是我國古代歷朝歷代看不厭的政治風景。之所以如此，不都是因為在國家政治權力架構問題上，歷朝歷代完全同質之故么？

　　既如此，那懲治貪污腐敗就絕不可重走兩千年歷史都走不通的重典之路。而應該在汲取歷史教訓的同時，積極向域外借鑒國家政治權力架構方面的成功經驗，通過更加合理的國家制度安排來鏟除貪污腐敗產生的溫床和土壤，從而在根本上懲治貪污腐敗。

　　在懲治官員貪腐方面，重典為什么會屢屢失靈呢？答案依然要從重典棲身的政治上去找。在傳統的專制政治架構之下，包括重典在內的所有法律往往難以得到嚴格有效的實施，規避法律、選擇性執法必然會成為風氣，至于立法者和執法者雙雙知法犯法的現象更是普遍存在，而立法者和執法者的主要組成部分也都是官員，更讓監管形同虛設。重典雖好，但終究奈何不了立法者和執法者對它的規避與蔑視，正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

　　要想法律在治貪反腐方面有所作為，關鍵并不在于法律有多嚴厲。相反，嚴刑峻法猶如下藥過猛，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治貪的要義在于執法本身的嚴厲，即依法懲罰具有必然性。

　　早在1764年，意大利犯罪學家貝卡里亞就指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能受到寬恕，或者刑罰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那么他們就會滋生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而執法不嚴，貪污腐化并不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正是我國法律在懲治腐敗方面效果不彰之關鍵。

　　貝卡里亞還說，法律應當是鐵面無私的，每一具體案件中的執法者也應當是鐵面無私的。但是立法者應當是溫和的、寬大的和人道的。他們是一些明達的建筑師，使自己的大廈以自愛為基礎平地而起，使普遍利益集中地體現個人利益。

　　斯言誠哉。與重典相比，我們更應該追求充滿寬容與人道的良法。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指出：“如果刑法的每一種刑罰都是依據犯罪的特殊性質去規定的話，便是自由的勝利。”人類想要刑法，不是要創設刑罰，而是要限制刑罰。重典式刑法既不利于對違法犯罪者的改造，又無助于有效遏制違法犯罪的發生。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雄辯地證明，試圖依賴重典去治貪反腐，就像企圖扯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是很不現實的。治理官員腐敗，與其用重典，不如像朱列玉代表提出的那樣，用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承載寬容與人道精神的良善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