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下層“開門”

　　李中清的研究表明，建國后工農子弟比例提升，是因為中國在建國后，一直執行“教育向工農開門”的政策，大學招生時明確規定，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收工人、農民以及華僑、革命烈士子女。

　　1972年，蘇州大學的第一批工農兵學員中，農民子弟高達56％。但此后，農民子弟比例迅速下跌，跌至30％以內。

　　在“文革”期間，地主富農子弟基本退出了蘇州大學，中農、上中農子弟的比例也持續下降，而貧下中農一騎絕塵。

　　兩所大學的工人子弟比例，幾乎都在1973年前后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其中北大甚至超過了30％，此后有所收縮。

　　這一期間，干部子女通過推薦上大學的概率，要遠遠高于工農子弟。李中清團隊引用了鄧賢在《中國知青夢》中提及的數據，1972到1976年，70％通過推薦上大學的學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

　　1977年恢復高考后，農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蘇大農民子女比例在1978年降到13％，是1949年后的最低點，此后有所回升，維持在25％左右。北大農民子女比例在1980年代基本維持在15％~20％之間，1990年代基本維持在10％以上。

　　與農民子弟的情況類似，工人子弟比例也出現了較大下降。在整個1980年代，北大和蘇大的工人比例持續下滑。一直到1989年以后有所上升。到20世紀末，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的工人子弟比例已經超過了20％。

　　研究指出，這種現象與1990 年代以來工人群體的不斷擴大有關。新中國成立之初，工人只占工農總體的1/3左右，到1990年代已經達到了一半，其中很多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

　　從工農總體來看，北大自1981年以來一直維持在30％~40％。蘇大自1981年以來，只有3年低于39％，1994年以后則超過45％，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

　　這說明，中國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紀初以前，具有相當的社會流動性，起到了向社會中下階層“開門”的效果。

　　另一方面，干部子女在高考恢復后的增長趨勢非常明顯。在北大，干部子女從80年代的20％多，到90年代初期的30％多，1997年則達到39.76％。蘇大干部子女也在90年代增至30％多。

　　李中清觀察到，干部的性質在這一過程發生了有趣的轉變。高考恢復后，黨政干部和其他干部子女占比持續降低，但企業干部子女增長迅速，到2002 年以后已經超過半數。報告指出，這種現象與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現實有關。

　　從1952~1999 年總體看，26.2％的北大學生是干部子女，37.46％的學生是專業技術人員子女，19.97％ 的學生有家長是農民，18.05％的學生有家長是工人。蘇大的數據與之相似。?

　　梁晨強調，他們的研究并非在說明中國高等教育越來越公平，而是試圖證明，隨著改革開放后財富不均的加劇，工農子弟的入學機會當然受到擠壓，但中國的高考，其實從某種程度上抵御了這種經濟的入侵。

　　“西化”趨勢

　　截至1999年，共有約6500所中學給北京大學提供過生源。其中， 7.39％的北大本科生來自排名前5的中學，占所有向北大輸送學生學校總數的0.08％。占來源中學前3.08％的中學（約200所）輸送了41.1％的北大學生。前5％的中學輸送了50％的北大學生，前20％的中學輸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學生。

　　蘇州大學的情況與之類似。

　　恢復高考后，北大學生的來源更加廣泛，從1950年代的400~500所中學，增至1000所左右，并一直保持穩定。但是，這一數字在全國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學總數中的占比，尚不到8％。

　　教育部1981年統計，全國共有重點中學4016所（占全部中學的3.8％），其中首批辦好的重點中學696所。

　　統計結果顯示，除去“文革”時期推薦的工農兵學員，北大學生中有54％來自這696所重點中學。

　　另外，來自海南、貴州等省的學生，集中在極少數位于城市的重點中學。在來自海南的北大學生中，70％來自同一所重點中學。李中清團隊認為，越是不發達地區，重點中學越重要。

　　這些重點中學通過實行住校制度與強化訓練，削弱了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成功的影響，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資源相對薄弱的工農子女，能夠和干部、專業技術人員子女一樣，贏得高考。

　　李中清認為，在中國現行體制內，強調“勤勞”和“投入”的學習方法，確實最大化地彌補了城鄉學生之間、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因出生環境不同而導致的命運差別，使得中國大學的生源多樣性得以產生和延續。

　　他得出結論，鄉鎮學生要想進入精英大學，首先必須進入本縣的重點中學。所在區縣的經濟、教育越落后，這一標準越適用。

　　然而，一直致力于推動教育均衡化的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劉云杉對這一結論抱有疑慮。她在與應星共同撰寫的《“無聲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辭——與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中指出，在資源上，無論是教育經費、師資力量、實驗設備，還是校舍條件，縣中學都很難與大中城市的同類重點中學相比。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農村學生比例下降，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她指出，所謂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農村生源在減少，外顯的表征是高考中能考出高分的農村考生減少了，看起來是高等教育的錄取問題，實際上往前推是高中階段教育的問題，再往前推，則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問題。

　　李中清也承認，他撰寫報告時是2008年，那時候超級中學的現象還沒有那么嚴重。

　　而當超級中學與自主招生等多元化的選拔方式結合起來，農村考生進入精英大學的機會再次被擠壓。

　　據媒體報道，2010年，北大、清華在陜西自主招生名額的98.9％、保送名額的97.3％，都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即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西安鐵一中、西安交通大學附中、陜西師范大學附中）壟斷，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學校的保送、自招名額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

　　2012年，清華大學課題組抽樣調查顯示，生活在直轄市的學生，獲得自主招生名額的可能性是農村學生的5.5倍。非農戶口學生中，有0.8％的比例能夠獲得保送資格，而農業戶口學生的比例只有0.3％。

　　2017年6月，李中清和梁晨等人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論文《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國教育精英的來源與轉變（1865-2014）》，把中國近150年分成四個階段：

　　1865——1905年，官員與科舉成功者子弟成為了教育精英的壟斷者。

　　1906——1952 年，商人和專業技術人士等新職業群體代替傳統官員，在教育精英的家長職業中占據明顯優勢。

　　1953——1993年，工農或無產者子弟成為新的優勢群體。

　　1994——2014年，有產者和工農無產者子弟混雜，但有產者子弟的優勢逐漸顯現。

　　李中清很擔憂，中國會越來越接近西方社會，逐漸喪失現有的發掘人才的優勢。

　　調查顯示，在美國最優秀30所大學中的多數學生，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學生比例，從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間減少了一半。

　　李中清團隊指出，如何保持過往“無聲革命”的成果，是當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課題。

　　梁晨還記得一個細節：在北大宣布結果時，在場的老師突然意識到，原來身邊有這么多人和自己一樣，都是農民家庭出身。而現在，他們是科學家、學者、學校高層，手里掌握著眾多學生的命運，甚至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