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頂層設計的逐步完成，我國國企改革已經步入深水區，開始由“規劃”環節向“施工”環節轉變。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商報記者昨日梳理發現，央企高管近期人事變動頻繁，近3個月內，至少有35家央企完成了將帥的替換。據業內專家表示，此番人事震蕩主要是由國企改革開始向行業頑疾動刀所引發，未來，隨著國企重組、去除過剩產能、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面不斷前行，央企人事調整料還將有大動作。

　　國企高管巨變

　　7月底，國務院又印發了《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標志著央企重組方案的誕生，與此同時，央企高管人事變動也愈發頻繁。

　　據了解，近3個月以來，至少有35家央企進行了人事調整，按行業來分，其中不乏需要重點去產能的能源領域，按照企業來看，中糧、國藥等國企改革試點企業也赫然在列，且所有央企進行調整的多為副總經理或以上級別。

　　對于這一現象，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向北京商報記者直言，“1+N”體系中最重要的配套文件均已出臺，這意味著國企改革基本完成了“規劃”階段，要開始“施工”了。李錦表示，央企的高層人事調動不是企業自己決定的，而要通過國資委等上級部門批準，央企人事調動是否頻繁、如何調動也常常被看做上級部門意志的體現或推進改革的前奏，很容易被資本市場當做風向標，因此這種行為慎之又慎。

　　從總體上看，央企高層人事調動有利于人才資源的重新配置，不過隨著國企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在這種關鍵時刻進行人事變動，也釋放了“改革將繼續深化”的信號。“最近央企調整的多為高層管理人員，未來，調整力度會逐漸擴大到公司副手或以下級別”，李錦進一步解釋，“一方面，為了讓國企改革進一步深化，央企的人事調整還將繼續；另一方面，這種人事動蕩的持續也在不斷印證著改革的前行。”

　　對表深化改革

　　具體來看，中紡、中國國旅等2家央企因兼并重組而產生人事變動，國藥集團、新興計劃等5家央企聘任了外部董事，還有多家央企成立了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從而引發人事調整。

　　目前，力促央企真正的做大做強已經成為多方達成的共識，為此，對業務范圍重合的央企進行兼并重組勢在必行，中國國旅與港中旅、中紡與中糧被視為經典案例。隨著相關央企的重組，時任中國國旅董事、黨委書記的李剛，在近日被任命為港中旅旗下公司——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人選。而時任中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的欒日成被任命為中糧集團黨組成員、副總經理，并兼任此前職位。

　　在聘任外部董事方面，7月，國藥集團宣布聘用馬平、李毓華、楊有紅為公司外部董事，同月，新興際華集團則宣布聘任汪金德、馬傳景、裴真為公司外部董事。此外，鞍鋼集團和中國輕工業集團也聘任了外部董事。

　　業內普遍認為，聘任外部董事不僅可以加強董事會的獨立性，還被看做是解決央企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離的一把鑰匙。隨著我國頒布第一批國企改革試點名單，國藥集團和新興際華集團分別被下達“落實董事會職權”的試點任務，而兩家央企在近期聘任外部董事的行為，則由此被業界看做試點工作的延續。

　　另外，目前我國共有11家央企成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其中共有國投公司、誠通集團等6家央企進行了人事調動。以從事倉儲物流的誠通集團為例，該公司已經成立了“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并設立了相關管理公司，這筆基金將用于去產能、國企重點項目投資及兼并收購等，總規模達3500億元，相關的管理層架構也逐漸搭建完成。

　　困境與未來

　　事實上，李錦指出，盡管多家央企聘任外部董事看似對表國企改革，但實際上也暴露了目前央企的外部董事一職存在大量空缺的問題。他表示，在職行政官員由于身份不便多不擔當央企的外部董事，目前外部董事主要來自于退休央企高管、老教授等，一方面，合適的人才可能并非很多，另一方面，外部董事的聘期多為三年以內，職位存在一定的流動性。

　　有業內人士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外部董事最重要的存在意義就是消除內部人士對公司絕對的控制權，防范國有資產流失，但外部董事目前在央企內部仍然弱勢，很少前往企業內部調研，無法提出針對性意見，在重大決策面前基本沒有說話權利，只能隨大溜的簽字，“這不就是‘花瓶董事’嗎？”

　　“未來，我們還要進一步完善容錯機制，央企要不怕犯錯，才能有所創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崔長林向北京商報記者表示，此前國務院要求將國企分為商業性和公益性兩類，由地方各自執行，目前上海的市屬國企已經完成分類，北京要等到下半年才能出臺，“還要繼續加快腳步，在合適的地方大膽創新、執行，給予一定犯錯的空間，改革才能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