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困局

　　地區實力不一聯防聯控不易

　　北京霧霾的污染源有1/4來自周邊地區，這意味著污染防治須聯防聯控，但利益糾結下的京津冀各方卻陷入“各自為戰”局面，這一問題也深深考驗著各地的決心和智慧。

　　為推進治理，目前京津冀各地都在根據國家層面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及京津冀和周邊地區實施細則要求，結合自身大氣污染源特性制定出臺了各自的霧霾治理實施方案。相關重點概括起來便是，河北“減煤壓鋼”，北京“減煤控車”，天津“減煤改油”。按照北京市環保局宣教處處長王小明對中國證券報記者的說法，現階段對于北京來說，就是要管好各自的“一畝三分地”。

　　這種看似合情合理的說法，在不少業內專家看來，卻打下諸多問號。

　　王躍思是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在他近年來領銜承擔的京津冀霧霾天氣溯源及控制系列課題研究中，發現直接導致北京地區霧霾天氣的PM2.5污染源中，有超過20%來自于外部輸入，且一旦遇到空氣流動性差的霧霾天，這一比例還會上升。

　　這一結論得到河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郭斌的認同，他告訴記者，通過在京津冀三地所設的近300個國控監測點的監測數據比對發現，各監測點的PM2.5指標隨月份變化總體呈現一致趨勢，具有較好吻合性，說明京津冀地區空氣污染的區域一致性。

　　王躍思指出，這意味著京津冀地區的霧霾治理必須采取聯防聯控，協同行動，誰都無法獨善其身。而且按照實施細則要求，到2017年，北京須將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河北、天津則提出要下降25%，這之間的差距反映出的問題就是，河北、天津下降25%后，PM2.5濃度可能是100微克/立方米，在區域之間空氣的自然流動下，北京即便使出渾身解數也難實現60微克/立方米的目標。

　　“這就相當于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京津冀地區各相關方必須協調一致，不能讓任何一方留下短板，否則霧霾治理的‘木桶’永遠都會漏水。”他形象地說。

　　事實上，大氣污染防治的區域聯防聯控，在歐盟、美國過去治理大氣污染時已形成了成熟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國內學界也提出過京津冀、長三角實施這一機制的諸多設想和建議。

　　然而在國內，由于牽涉到各地對自身利益的維護，這些設想和建議要落實到政策執行層面還存在諸多羈絆，也就注定了這場攻堅戰從一開始就充滿“壯士斷腕”式的悲壯。

　　在唐山市豐潤區小屯村采訪時，一家商鋪老板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小屯村過去大小鋼廠扎堆，過去幾年由于政府整頓及市場不景氣等原因已經倒掉一批，但他們這些配套商戶都還盡力勉強維持。“這幾年本來生意就不好做，如果政府再大力度整頓鋼鐵廠，那我一家老小只有喝西北風了。”該老板表示。

　　類似的感慨在承德市鋼鐵廠職工劉海龍的口中也發出過，他告訴記者，承德市國企職工中，每8人就有一個在承德鋼廠工作。其他鋼廠的情況大抵也差不多。

　　“我的鋼鐵網”曾做過一項測算，河北省5年內要削減6000萬噸產能，按鋼廠建設費用，若一噸鋼需要3000多元資金計算，將意味著該省將因此損失近20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另外還有成千上萬的產業工人會因此丟掉飯碗。

　　“如此巨額的損失以及可能因此產生的包袱，由誰來埋單？”郭斌直陳，盡管治理霧霾已經上升為政治任務，但對于河北來說，處于風口浪尖上的鋼鐵行業歷年來貢獻了河北超過三成的工業增加值，更維系千萬人的就業。大幅壓縮鋼鐵產能盡管必要，但也是河北省不得不顧慮之處。

　　而對于北京來說，這種經濟損失的壓力則相對小得多。王小明告訴記者，北京的工業污染已經基本消除，至少在北京四環以內目前已基本消滅大量燃煤的工礦企業，接下來將進入到治污的更高層面。例如，北京決心在2017年前將全市車用汽柴油的品質升級到和歐洲最高的歐五標準同步，盡管其目前已升級至國四標準，遠超過河北甚至國內絕大多數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