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叫你說書記胡球整!”

　　馮軍旗面前，是一幅橫跨30年的官場生態(tài)圖。

　　在中縣，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萬余名，金字塔的頂端是孤零零的30多個副處級崗位和4個正處級崗位。

　　一個老干部對馮軍旗講：“這官場就像是一個蘋果，但一次只讓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蘋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縣，提拔到副科級，意味著干部檔案會從人事局移到組織部，“算是大小當上了官”。

　　正科級則是很多干部終其一生的奮斗目標，其在縣里的難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級、省里的廳級和市里的處級”。

　　“走到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據(jù)馮軍旗統(tǒng)計，一萬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終升到正科級。

　　有一次，他與一個科級干部聊天，當問及年齡時，這個干部脫口而出：“你問我檔案年齡還是真實年齡?”按照簡歷上的年齡倒推，這位干部9歲就當上了民辦教師。年齡往往和崗位掛鉤，“這里面差別太大了。在領導崗位，有車坐，有煙抽，有酒喝。不在領導崗位呢，上午縣城轉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飯，到了下午接著轉。”

　　相比于年齡“杠杠”，黨員身份更是為官必不可少的基礎。在中縣，70%以上的縣領導在25歲以前就已入黨。

　　事實上，中央曾明確規(guī)定：“各級人大領導班子成員中應有適當數(shù)量的黨外干部，并與擔任同級職務的黨內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縣的官場中，非黨員干部普遍被視為“政策官”。縣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馮軍旗抱怨：“你看我發(fā)表文章都自己出錢，沒有課題經費，電話費不報銷，也沒有專車，后來我就跟他們說，有活動開會就派車來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齡要合格，政治要過關，學歷當然也要過硬。

　　在中縣，各級黨校被很多干部戲稱為“文憑批發(fā)基地”。被稱為“中專一代”的正科級一把手們，大多從這里取得在職教育的本科文憑，為升遷“掃除障礙”。

　　在整個金字塔結構中，一旦被提拔為副處級甚至處級干部，便意味著跨入了縣領導的序列，“是中縣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據(jù)馮軍旗對中縣近10年來的副處級升遷軌跡觀察，不少縣委縣政府領導都是從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中產生，卻沒有一名是從縣直機關一把手中產生。

　　“這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縣鄉(xiāng)的某種政治變遷趨勢。”馮軍旗分析道，在計劃經濟時代，權力和資源還集中在縣直機關，比如商業(yè)局的財政就占縣財政的一半以上。而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建立，鄉(xiāng)鎮(zhèn)經濟迅速崛起，“縣直一把手根本拼不過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

　　在中縣，崗位的不同直接決定了“權力的多寡”。

　　馮軍旗擔任縣長助理時，協(xié)助分管的部門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機常提醒他：“馮縣長，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實權的部門!”

　　有些干部認為，有權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縣，財政局是公認的“富衙門”，干部們普遍不愿意外調去“追求進步”，一些人寧愿做股長，也不愿意去別的局做副局長。在一次干部調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長的財政局黨委委員就大倒苦水，說某領導把他踢出財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論文中，馮軍旗根據(jù)縣領導們的簡歷歸納出了一套“政-黨螺旋晉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徑是“副鄉(xiāng)鎮(zhèn)長-鄉(xiāng)鎮(zhèn)黨委副書記-鄉(xiāng)鎮(zhèn)長-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副縣長-縣委常委-縣長-縣委書記”。

　　“簡單說，就是先在政府系統(tǒng)歷練，然后晉升入黨委系統(tǒng)，周而復始，最終使得黨委系統(tǒng)成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馮軍旗總結道，“打個比方，如果縣長接任不了縣委書記，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頂了。”在中縣，管這叫做“沒干成”。

　　而在受訪的一些干部看來，只有能干到縣委書記，“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戲稱，只有縣委書記算官，別的都不算官。”2008年馮軍旗初到西城鄉(xiāng)的時候，每逢時任縣委書記視察，鄉(xiāng)政府的領導班子都要列隊歡迎。有旁觀者感慨：“咱們中縣的皇帝來了。”

　　馮軍旗曾遇到過一個叫張南國的中縣公療醫(yī)院前院長。一次在路上看到為農業(yè)開發(fā)計劃而栽的蘋果樹，張院長隨口說：“陳書記真是胡球整，咱們縣氣候能長蘋果嗎?”幾天后，這句話傳到了時任縣委書記陳遵義的耳朵里，陳當即叫來衛(wèi)生局長，限他在3天內免掉張南國。

　　后來，張南國到衛(wèi)生局長家，痛哭流涕地詢問為什么免其職務。衛(wèi)生局長痛斥道：“誰叫你說書記胡球整!”

“政績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辦?”

　　是什么決定了干部的晉升?這是馮軍旗最常拋出的問題。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為才有位。

　　1978年以來，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一種全新的政績型干部任免機制取代了過去以政治表現(xiàn)作為衡量標準的晉升機制。中縣也隨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績考核體系，每年年初，縣里會把任務分解給各個鄉(xiāng)鎮(zhèn)和縣直單位，年終召開表彰大會。

　　“從省到市再到縣，政績考核目標層層承包。”馮軍旗在論文中這樣分析，“這固然是30年來地方大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其引發(fā)的問題也是全局性的。”

　　在論文的一章中，馮軍旗將筆墨著重放在了對假政績與政績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紀90年代初中縣縣委書記陳道白的事跡最為典型。

　　當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業(yè)立市”戰(zhàn)略。為響應上級領導，陳道白提出鄉(xiāng)鎮(zhèn)要大辦企業(yè)，村村冒煙。在強勢行政指令下，中縣縣直所有單位都分配了辦廠任務，連縣委幼兒園都分配了16萬元的產值。

　　各個鄉(xiāng)鎮(zhèn)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稱之為工業(yè)小區(qū)、工貿小區(qū)。但實際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觀摩的廠區(qū)有設備外，其他都是空場空院。一位老干部總結道：“遠看霧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產值要多高有多高。”

　　經過那兩年的“村村冒煙”工程，全縣背上了4個億的債務。一位政法委的領導有一年曾做過統(tǒng)計，上訪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業(yè)立縣”時期造成的。

　　陳道白在任期間，一位叫劉石田的鎮(zhèn)黨委書記曾公開表達不滿：“你這樣做，政績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辦?”

　　接下來，劉石田的華生鎮(zhèn)成為當年的落后鄉(xiāng)鎮(zhèn)，他本人也辭職，回到縣城做了教委主任。

　　“當時給華生鎮(zhèn)下達了一個多億的工業(yè)產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給修鞋的攤派100多萬!要完成上級任務，就需要坑老百姓，我當過農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馮軍旗面前，劉石田甚至幾度哽咽。

　　馮軍旗了解到，陳道白后來晉升為北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的繼任者李朝中在接受馮軍旗的訪談時稱：“如果我再繼續(xù)折騰，后果不堪設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養(yǎng)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來轉任北山市發(fā)改委主任，等于平調。

　　“可以這么說，大部分官員的政績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馮軍旗一字一頓強調道，“但我只觀察假的，至于好的，宣傳部門已經說得夠多了。”

　　在調研期間，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這個年輕的學者：假政績層出不窮，地方經濟怎么發(fā)展?

　　一個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長地講過這樣一句話：“只要大環(huán)境穩(wěn)定，經濟自己就會發(fā)展起來，官員們折騰一下當然沒太大關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