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夷山市武夷街道天心村茶農吳在春向有關部門無償捐獻了“祖傳寶貝”——1932年茶葉稅票246張以及3本賬本等資料。暌違八十九載“重見天日”的這批紅色稅票，揭開了閩北蘇區一段鮮為人知的崢嶸“稅”月。

茶葉稅票字跡清晰。

　　面額種類多、保存完好

　　這批稅票寬9．5厘米、長25厘米，票證上文字從右至左豎排書寫。在公開的一張稅票上，“經手人收照”聯上書“茲由經手人劉太寶經手，收到燕仔巖 幫茶商 號營業稅大洋貳元〇角正此照，右照給經手人劉太寶”，“茶商收照”聯則由完稅人收存，落款為“閩北分蘇財委會主席夏興，公歷一九三二年五月廿日”，并蓋有“夏興”私章及“閩北第八出口稅征收處”印鑒。其中，地點、數額、日期等多處為毛筆手寫，保存完好，十分清晰。

　　“每張稅票具備‘十三有’，即有納稅人姓名、茶廠商號、稅票金額、經手人姓名、領導人姓名、收稅時間、公章和私章、稅單編號，還有經手人收照聯和茶商收照聯，以及流水賬本、分戶賬本。”國家稅務總局武夷山市稅務局辦公室主任陳曉寶介紹說。

　　武夷山市文管所原所長趙建平說，稅票紙質為閩北特產順太紙，由手工刻蠟版印制，是專用發票，可見茶業是當時的一項大宗稅收來源。

　　當地黨史專家和稅務部門對這批稅票深入研究后，有了許多新發現：一是茶商多，票面上的納稅茶商共有86家，分屬武夷山60多個著名的峰巖坑澗；二是稅票面額多、色彩好，總金額達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四角大洋，其中經手人收照聯金額10元的46張、15元的15張、20元的21張、30元的15張、40元的3張，還有其他面額的稅票132張，以及茶山收照聯14張，是已發現的閩北蘇區稅票面額種類最多、色彩最好的一批收藏。

　　“很佩服革命先輩的創新精神。這批稅票的一大創新，是營業稅的設置。”陳曉寶介紹說，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于12月1日公布實施，這部法規1932年7月修改后又重新頒布，“從稅票中可以看出，早在1932年5月，閩北蘇區便已開始征收營業稅了，當時至少有86家茶商號愿意納稅”。

　　另一大創新，是“委托代征”模式的施行。因革命戰爭年代形勢特殊，因此蘇維埃政府委托當地有名望的人代征代繳，更有利于迅速把稅款征收到位。但在稅票上“大洋貳元〇角”的位置，卻蓋了另外一個人的印章。根據黨史專家的分析，這個人很可能是蘇維埃政府方面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著監督的角色。“這樣做的意義，是將稅額明明白白地告訴老百姓，起到公信的作用。”陳曉寶說。

　　烽火連天中的“納稅大戶”

　　歷經89年，246張茶葉稅票能夠完整保存下來，多虧了吳在春一家四代的悉心保護。

　　據吳在春的父親吳煊崽回憶，他的父親吳森志曾參加紅軍，因為吳家堂兄弟多在各巖茶廠擔任要職，所以吳森志的另一項秘密工作是協助中間人劉太寶收稅。

　　1935年2月，吳森志的父親吳浩炳居住在霞濱巖茶廠，那里既隱蔽又可靠，吳森志于是將稅票等資料交由父親保管。吳浩炳視若珍寶，將這些資料分別用多層的棉布和錫紙包成兩包，小心藏在霞濱巖干燥的巖洞內。

　　武夷山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副研究員張金錠和武夷山市口岸辦原主任王公經等文史專家認為，這批紅色稅票是閩北蘇區特別是崇安當地稅收史的重要見證。

　　據史料記載，上世紀20年代，茶、紙、木材是閩北三大經濟支柱。1924年，崇安縣有巖茶廠百余家，年產量達10多萬公斤，尤以大紅袍、巖茶、紅茶最為出名。但連年戰亂，導致大批茶廠倒閉，工人失業，茶葉經濟一落千丈。

　　1931年7月，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在崇安縣洋莊鄉坑口村成立，一個以崇安為中心的閩北蘇區正式形成。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設立財政部，也稱閩北分區蘇維埃財委會，部長（主席）先后由徐福元、鄧文才、查水旺、夏興擔任。茶葉稅收，是當時蘇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由蘇維埃政府財政部（財委會）負責統一管理。

　　其間，在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的指揮下，崇安縣全面規劃和恢復茶葉經濟，茶葉面積達到1200畝，總產量達1350擔，茶葉收入占全縣國民經濟收入的32％，成為崇安蘇區國民經濟總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稅票考證而知，1932年，崇安有茶廠近百家，年產量2萬多公斤，按6％的稅率征收營業稅，總稅額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四角大洋。”陳曉寶說，這為崇安蘇區從1930年5月到1935年2月，前后5年零3個月的稅收史提供了相應佐證，具有重要的意義。

　　“茶葉稅票建立了適應戰爭需要的稅收制度，為蘇區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解決紅軍給養和經濟困難，鞏固蘇維埃政權提供‘供血’保障。”張金錠說。（福建日報記者 趙錦飛 通訊員 裴禮輝 周獻和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