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紛飛的年代,他拍出史詩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
有學者認為,從中國第一代導演鄭正秋,到蔡楚生,再到鄭君里,能夠看到中國電影民族化進程中明顯的師承關系。而鄭君里不僅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同時又從西方藝術觀念中汲取營養,可以說是一位集大成者。紀錄片《民族萬歲》、史詩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以小見大的《烏鴉與麻雀》、人物傳記電影《林則徐》《聶耳》……他的每一部作品題材、視角各有不同,幾乎都堪稱經典。
而他執導作品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便是他的電影處女作,與蔡楚生合拍的《一江春水向東流》。70年前的10月,該片締造了連映3個月的觀影盛況,很快便打破了《漁光曲》締造的國產電影票房紀錄。
能夠引發萬人空巷的熱潮,是因為影片以一個小家庭的悲歡離合表現國家的命運浮沉,展現出史詩般的敘述格局,也切中了當時廣大中國老百姓內心深處的痛。抗日戰爭在中國人民的生活中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然而不同地區遭遇不同:淪陷區的人民遭遇侵略軍壓迫,一心渴望著抗戰勝利。1945年后的上海人民,還是深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這一切被蔡楚生和鄭君里等一批電影文藝人看在眼里。在《導演學步的起點———拍攝 〈一江春水向東流〉 學習札記》中鄭君里寫道:“上海這樣的城市,每天凍餓而死的不知有多少人;善堂門口放的空棺材,每每夜晚有饑餓與病重的乞丐爬入其中,第二天早晨變成死尸……而另一方面,那些達官貴人們抗戰期間躲在大后方大發其國難財,勝利以后又以‘接收大員’的身份如蝗蟲般漫天飛來,大發其劫收財。當時這般接收人員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口號:‘修身’就是大搞西裝革履,打扮得油頭粉面;‘齊家’就是大搞汽車洋房,全家享福;至于‘治國、平天下’更是企圖把全國的財富都集中到他們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