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儀征市法院的這份報告引用多起案例支持批判觀點

到底是影視劇“教壞”人們，還是現實亂象給影視劇提供太多素材，存在分歧

　　近日，江蘇揚州儀征市法院發布《關于家事糾紛審理情況的調研報告》，將矛頭直指當下影視劇對“包二奶”“拜金主義”等不良風氣的刻畫，認為對這些情節的刻意渲染是誘發離婚糾紛頻繁發生的元兇。這一說法引發熱議。到底是影視作品中的拜金主義、包二奶情節過多釋放了人們心底的惡魔，還是現實生活的亂象紛爭給影視作品提供了太多創作素材？

　　根據儀征市法院公布的報告，2009年至2011年間，儀征法院受理的各類家事案件平均每年都在700件到800件，其中，離婚類糾紛所占的比例最大。

　　法院報告認為，與傳統引發離婚的諸多原因相比，當下的離婚案件以夫妻忠誠義務問題最為顯著，婚外戀、第三者插足、網戀、一夜情等“婚姻殺手”尤為突出。結合大量案件，法官分析，一些影視劇的低俗之風正對年輕人婚姻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這份調研報告引用幾起案例批判低俗影視的“罪狀”，認為不少電視劇、電影等文藝作品的創作中一味講求娛樂化和庸俗化，著意刻畫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對“拜金主義”“性解放”“包二奶”“絕對個人自由”等與家庭道德風尚相悖的價值觀不予以抵制，反而刻意渲染。這些有悖社會倫理道德的宣傳，使一些人因約束力差而極易墮落腐化，也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產生著負面影響。

影視劇成婚姻“隱形殺手”

法院炮轟

　　根據儀征法院列舉的“數宗罪”，記者盤點了近年來上映的中國影視作品，這其中“婚外戀”“二奶”等情節占有重要戲份的影視劇數量著實不少。

　　“人情債，我肉償啦！從現在開始我就步入職業二奶的道路了！”2009年上映的電視劇《蝸居》“雷語”頻現，該劇因涉及房奴、二奶等敏感問題引起廣泛關注。劇中的“職業二奶”郭海藻成長于書香門第、畢業于名牌大學，卻靠著與官員偷情住進大房子、不再為錢發愁，過上一段短暫的“幸福生活”。

　　郭海藻雖然最后沒有得到個好結局，但“職業二奶”這一角色還是在年輕人中引起熱議，不少人感嘆《蝸居》是一部讓“80后”美女想做“二奶”的電視劇。

　　果然，《蝸居》之后，影視劇中出沒的“小三”有增無減。從《誰懂女兒心》中有智慧有心計的丁潔，到《牌坊下的女人》中與夫兄發生不倫戀情的寡婦何其貞，不少電視臺紛紛將黃金時段“大戲”投向頗具爭議的“小三”題材。

　　2011年上映的電視劇《回家的誘惑》刻意集合“小三”奪夫、原配“變身”、殉情等離奇劇情，硬是打著“倫理劇”大旗抓住一大批年輕觀眾的眼球。雖然收視不俗，但這樣的“家庭情感大戲”怎一個“亂”字了得。

　　一位觀眾表示，太多爛俗的電視劇善于揭示婚姻中的丑惡與無奈，卻又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很是讓人泄氣。

電視劇中“婚外戀”何其多

熒屏盤點

　　熒屏亂象的確存在，然而，把部分人畸形的婚戀觀怪罪到影視劇的身上，這個板子是否敲對了地方？

　　南京師范大學(微博)影視系副教授白小易認為，“電視是大眾消費最多的文化產品，因此在熒屏上表現過多的婚外戀、拜金主義一定會產生負面影響。但對于熒屏的指責也只能停留在道德層面，畢竟影視作品仍是現實生活的投影，有賴于現實生活提供豐富的素材，簡單地把離婚率歸結到影視劇身上，有點‘用力過猛’。”

　　“婚外戀、性解放等問題在生活中的確存在，但對這樣的題材該如何表現，是正視還是放大？是批判還是褒揚？影視劇創作者顯然應當亮出立場、守住底線。”業內人士章杰表示。

　　有關專家認為，雖然法院把婚外戀歸咎于影視作品似乎有點“越權”，但掃除熒屏低俗之風，的確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首先，影視編導不該丟棄自己的社會責任，不該在作品中大煽“婚外戀”之風，對那些沒有審美價值和思想意義，內容又很庸俗的要堅決剔除；其次，播出機構應當有社會責任感，而不是為了收視率對一些低俗影視作品推波助瀾；第三，電視劇審查部門應當對此類題材進行嚴格把關，文化管理部門則應當對此引起重視，正確引導。

板子是否敲對了地方？

存在爭議

典型案例

法院列舉

低俗影視“兩宗罪”

一宗罪：渲染包二奶

公務員婚外情

丟了工作又破財

　　王剛是外地人，幾年前考取了儀征的公務員崗位，與當地女子阿蘭結婚。受低俗影視影響，婚后王剛有了婚外情，兩次起訴要和阿蘭離婚，經儀征法院判決不準離婚，但雙方一直未能好合，后王剛因故被單位辭退。擔心王剛沒了工作可能離開儀征，導致孩子的撫養費沒有著落，阿蘭就到法院要求離婚。

　　承辦法官對該案多次調解，雙方基本達成一致意見。因雙方婚后未添置共同財產，王剛同意將自己名下住房公積金等全部歸阿蘭所有。然而當阿蘭去提取公積金時被告知該款無法隨時提取，需待王剛修繕房屋或退休時方可提取。承辦法官多方溝通協調，最終將王剛賬戶中的資金轉入阿蘭賬戶。

二宗罪：渲染絕對自由

婚后無子要休妻

　　阿英和大偉結婚多年一直沒能生育子女，影視作品中“絕對自由、無須對家庭負責”的渲染漸漸影響了大偉，2010年經法院調解離婚。后來，阿英認為自己為家庭付出了很多，被“拋棄”心有不甘，又向儀征法院提起離婚后損害賠償訴訟。法院邊審理邊對雙方進行說服教育，一方面告知阿英她的主張并沒有證據和法律依據，同時也讓大偉知道阿英精神瀕臨崩潰，需要安撫。最終雙方就補償數額達成一致。 新華社記者 蔣芳 王玨玢 (文中人物為化名)據揚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