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活動別找我,去找大爺大媽”
并不是所有工友都像李永平那樣對新光協會的活動感興趣。
住在一學生宿舍樓地下室最底層的劉超(化名)生于1997年,18歲時來人大食堂當學徒,至今已有兩年。4月28日晚9時,劉超頂著一頭濕漉漉的頭發從浴室出來,看見澎湃新聞記者在宿舍里和人聊天,以為是新光協會的志愿者,說:“你們又來啦,這次什么活動?別找我們,去樓上找大爺大媽,他們愿意。”
劉超記得新光平民發展協會多名學生的“特征”,比如戴著眼鏡的會長、扎著馬尾的某個女生,但他和他的室友對新光協會活動及工友夜校興趣不大:“實話說吧,我們就去過一次,去年中秋晚會,說是‘相親’呢。”劉超半開玩笑地說,他們那次去是因為對協會一名女孩子有“好感”。
“我們年齡差不多少,但確實不是同一路的。”劉超說,盡管自己認識一些學生,但頂多在食堂見面時打個招呼,有時間就“閑掰兩句”,出了食堂大門,走路上碰到了,“話也不會有一句”。“我是廚師,就做我該做的事,走自己選的路,新光的活動呢,的確不需要。”
2016年從人大畢業的梁莎莎曾是新光協會負責人,對工友的拒絕有自己的理解。“食堂里有很多工友,無論我們怎么宣傳,課程如何調整,從來沒有參加新光的活動,原因很簡單,他們不需要,現在的生活對他們來說已經很充實了。有些是下班時間晚,錯過活動時間。也有人覺得和工作生活沒有直接關聯,不愿意花費時間。”
即便工友參加活動也沒有那么“主動”。“當時(2012年)就擔心沒人來參加夜校,我每次去調研問他們想聽什么課,都說‘隨便’,給他們提供選擇范圍,就說‘好’,很少主動要求開設什么課程。”
加入新光協會前,梁莎莎對身邊的農民工群體印象較為“模糊”,僅覺得年輕工友受教育程度不高,對系統學習性學習沒有太大興趣,“年長的叔叔阿姨則熱衷于休息放松”。“正兒八經地接觸”以后,梁莎莎對工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的面貌變得“清晰”起來。
她發覺工友群體里真是“藏龍臥虎”:食堂很多基層管理人員都是廚藝學校科班出身,在管理和菜品創新方面挺有一套;年長的工友愛跳廣場舞,每學期的晚會都有不同節目,其中有一位叔叔擅長水兵舞,自帶舞伴表演;有些叔叔在老家是老師,退休了來人大工作,文學底子不錯。
梁莎莎說,“不預設眼光和期待去看人”,這是自己在工友夜校最大的收獲。“人家(工友)日子過得好好的,根本不需要你強加給他你認為他需要的東西。要以平等的心態和工友交流、相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千萬不要以為你是施救者,他是受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