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有改革情結”

　　錢穎一回憶自己“沒有念過完整的小學和中學，“文革”的時光絕大多數被荒廢，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給了我們一些批判性思維。”

　　高中畢業后，他在北京郊區的密云縣度過四年插隊時光，下鄉時他一邊干農活，一邊自學英語和數學。

　　“投入、專注、執著”，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錢穎一常想起年少時挖何首烏的場景，“剛開始看見何首烏的頭部時特高興，但是如果急著拽出來，弄斷了就沒了。但是你別弄斷，大頭在里面呢。”

　　恢復高考后，他考入清華“數七班”，班中最小的同學17歲，最大的31歲。

　　1981年他出國深造，幾度換專業，最后定在了改革和發展最需要的經濟學上。他先后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和耶魯大學運籌學碩士學位，199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我轉到哈佛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時候，跟我一起出國的同學博士都快畢業了。”

　　“那時沒人會那么精致計算時間成本”。他在采訪中說。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變世界的事，那是什么事？

　　在新書《大學的改革》中，錢穎一說，他無法改變整個教育體制，但他“可以集中精力于一所學院——清華經管學院。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他是個越交往越值得敬佩的人。有一年校長給畢業生講話說，希望他們未來成為有行動力的理想主義者，我想錢老師就是這樣的人。他不會因為理念不合或者暫時做不到而放棄改革。”彭剛說。“作為教育家的錢穎一比作為經濟學家的錢穎一更重要，他很開心。”

　　采訪中，錢穎一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引述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講過的一個故事：“三個石匠在鑿石頭，別人問他們在干嘛，第一個說我在掙錢，第二個說我在做城里最好的石匠，第三個說我在蓋一座教堂。”

　　而這個故事一一對應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獎獲獎講話中概括的科學探索的三種動機：“科學探索的動機有三個層次，短期功利主義、長期功利主義和追求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

　　他說短期功利主義不可取，因為急功近利不可能會有太多創造性。在科學探索上，他希望有更高的層次。

　　雖然難以抗拒制度的制約造成的尷尬，但他仍然很樂觀：

　　“我很幸運，改革時代給了我好的機會，我趕上了一段好時光。這些年來我心懷理想主義，盡力做事，干成了一些事。”在《大學的改革》的引言中，他如此寫道。

【對話錢穎一】

“大學改革相比國企改革落后15年”

澎湃新聞：近二十年來，中國教育改革經歷了哪些關鍵階段或時間點？

錢穎一：1998年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1998年有兩件大事，一是高校開始擴招以及一些院校合并，二是國家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以及啟動985計劃。這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擴招是數量上的增加，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質量上的訴求，最先支持北大、清華兩所學校。

澎湃新聞：在國外求學、教學，當時是否埋下了對中國教育改革的思考？

錢穎一：還是在2002年以后，就是我到清華擔任特聘教授以后。在那之前我也常回國講學，但是只是到清華當特聘教授之后才對中國教育有深入了解。不過，從2002年到2004年期間，我讀了一些有關美國大學歷史發展的書。有關（20世紀）30年代、60年代美國大學的經典著作，都是我在那時候看的。

澎湃新聞：你之前說過，中國的經濟改革領先于教育改革至少15年。

錢穎一：中國經濟改革的不少環節我是經歷過的，比如國企改革，80年代搞承包制，90年代搞股份制，重組上市。在2004年時，我說過，大學改革相比國企改革要落后15年。我專門舉了建行的例子。建行最初是專業銀行，后來是商業銀行，后來重組上市了，它有一個改革過程。但是大學沒有這個改革過程，體制上還跟（20世紀）80年代時的體制差不多。企業可以通過引進外部投資者來改變治理結構。但是大學不能引進外部投資者，大學也不能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