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華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舉辦了“獨上高樓·王國維誕辰140周年紀念展”。展覽分“羅王之交”“平生交游”“清園執(zhí)教”“靜安不朽”四個單元介紹了王國維不平凡的一生。

　　王國維（1877-1927），初名國楨，字靜安，初號禮堂，晚號觀堂，浙江海寧人。王國維是近現(xiàn)代史上公認的學術(shù)大師。他早年追求新學，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形成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后又研究上古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敦煌學等，在諸多學術(shù)領域皆有開創(chuàng)貢獻。

　　1925年至1927年，王國維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他在清華園為后人留下了諸多印跡。在本次的紀念展中，清華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在原有史料基礎上，通過多方征集，展出了與王國維相關(guān)的許多新史料。這些新的史料，為人們了解王國維，提供了更加多元和立體的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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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長女身居臺灣已百歲高齡

　　1925年至1927年，王國維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他在清華園度過了人生中的最后3年。雖然時間短暫，但他為清華留下了巨大的財富。近年來，清華大學舉辦了各種關(guān)于王國維的紀念展和研討會。2017年，清華大學在舉辦王國維的國際研討會之后，特意舉辦了“獨上高樓·王國維誕辰140周年紀念展”。

　　對于本次策展人之一、清華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來說，王國維紀念展是他2017年最為難忘的記憶。此次展覽，征集了眾多新史料，豐富了人們對王國維的認識。

　　進入清華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大門，拾級而上來到二樓，便是此次王國維紀念展廳。入口是一條不長的走廊，走廊盡頭正是王國維的畫像。在錯落而柔和的燈光下，參觀者恍若穿越一條時光隧道，迎著王國維睿智的目光，一步步走入他營造的“人間”勝境。

　　展覽根據(jù)其生平，分為“羅王之交”“平生交游”“清園執(zhí)教”“靜安不朽”四個單元。在介紹王國維生平的板塊，有一件獨特的展品，書本大小的紙上面寫著四個大字：“獨上高樓”，左邊寫著“王東明，2017冬至，106歲”。王東明正是王國維的長女。

　　杜鵬飛介紹，他多次想拜訪王東明老人，但一直擔心打擾老人家而未成行。今年，清華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決定舉辦王國維誕辰140周年紀念展后，杜鵬飛通過王國維的另一位后人，知道了王東明老人在臺北的住址。恰好，另一位策展人談晟廣正在臺北參加學術(shù)研討會，于是，杜鵬飛趕緊聯(lián)系談晟廣，委托他前去探望老人。談晟廣到王東明老人家里的那天，正好是冬至，精神矍鑠的老太太欣然寫下了上面的文字。后來，老太太還特意為展覽錄了一段視頻，在展覽開幕式上，杜鵬飛播放了這段視頻。

　　值得一提的是，王東明從小就跟著王國維一起生活，王國維到清華后，王東明也在清華“成志學校”（現(xiàn)在清華大學附屬小學和中學的前身）讀書。王國維去世后，王東明不久也搬出了清華園，回到了海寧老家，最后幾經(jīng)輾轉(zhuǎn)，去了臺灣。

　　2羅振玉“未送出”的挽聯(lián)

　　這次展出，晚清著名學者羅振玉的后人也來了。熟悉王國維身世的人都知道，提及王國維，一定繞不開羅振玉。羅振玉年長王國維十來歲，是王國維的伯樂，也是王國維的摯友和親家。羅振玉與王國維的交情，持續(xù)了近三十年。

　　1898年，熱衷新學、絕意科場的年輕后生王國維前往上海謀生，地點就是當時中國維新思想的前沿陣地——時務報館。當時王國維在時務報館里負責書記之職，沒多久因為工作內(nèi)容及薪水方面的原因，王國維來到了羅振玉創(chuàng)辦的東文學社。或許在此之前兩人就已經(jīng)相識，但讓羅振玉真正關(guān)注王國維，源于王國維的一首詩：“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羅振玉后來免除了王國維在東文學社的一切費用，并讓其參與管理東文學社事務，讓他獲得一份薪水，以便專心完成學業(yè)。

　　此后，王國維在人生的諸多階段，都得到了羅振玉的扶助。而王國維也通過自身的努力，取得了眾多建樹，回報羅振玉對他的信任：庚子事變后，羅振玉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第一份教育專業(yè)雜志《教育世界》，王國維為雜志翻譯介紹了大量西方教育和哲學名著，這也為王國維接觸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打下了基礎，并在哲學研究上小有成就——在剖析《紅樓夢》時，王國維首次提出“悲劇”一說；1906年春天，羅振玉攜家北上京城，準備就任清政府新設衙門學部參事廳行走一職，羅振玉邀請此時正在海寧老家的王國維同往京城，在京城，王國維寫下了文學批評著作《人間詞話》；辛亥革命后，羅振玉和王國維兩家東渡日本，王國維靠著羅振玉的資助，在日本寓居五年之久。在這期間，因為幫助羅振玉整理其大量的藏書、古器物以及甲骨，王國維的學術(shù)開始轉(zhuǎn)向“國學”，因此寫下了《簡牘檢署考》、《齊魯封泥集存》、《流沙墜簡》等著述。

　　1916年春，王國維先行回到上海。1919年，從日本回國的羅振玉，與王國維結(jié)為親家：羅振玉將小女兒羅孝純嫁給了王國維的長子王潛明。1926年底，因為長子王潛明去世后撫恤金歸屬問題，兩位好友走向決裂。從1898年到1926年，兩人在相識的近三十年時間里，留下了大量的書信。在本次紀念展上，清華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從國家博物館以及民間收藏機構(gòu)，征集了數(shù)十封書信，構(gòu)成了“羅王之交”單元的重要內(nèi)容。

　　除了書信外，還有一件非常特別的展品，成為羅王情誼最好的注腳。這就是羅振玉一幅未署名的挽聯(lián)上聯(lián)：“至誠格天，遨數(shù)百載所無異數(shù)”。為何只有半部挽聯(lián)，且內(nèi)容與記載中的不一樣。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羅王決裂半年后，王國維便在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羅振玉聞訊，愧疚萬分，他懷著極為沉痛的心情為王國維寫挽聯(lián)，當寫完上聯(lián)“至誠格天，遨數(shù)百載所無異數(shù)”時，羅振玉覺得“異數(shù)”二字在當時多少有些不合適，于是重新寫了上聯(lián)，將“異數(shù)”改為“曠典”，并將新的上聯(lián)和下聯(lián)送到了悼念的會場。杜鵬飛說，“最后寫的挽聯(lián)在祭奠王國維時燒了，而寫錯了的上聯(lián)就留了下來，由羅家后人一直保管，借著這次紀念展得以展出。”

　　此次展出上，類似的還有陳寅恪的挽聯(lián)。陳寅恪當時寫下挽聯(lián)的底稿，委托清華哲學系教授鄧以蟄（“兩彈元勛”鄧稼先的父親）謄抄，鄧以蟄謄抄后的挽聯(lián)，在祭奠中被燒掉，但陳寅恪的挽聯(lián)底稿得以保留。

　　3“老實得像一根火腿”

　　在紀念展的“清園執(zhí)教”單元，展出了1925年至1927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一些文物。杜鵬飛指著一份名為“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畢業(yè)生名單”的史料說道，梁啟超和王國維在評定學生成績等次名單時，反映了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梁啟超的評定方法是列出獲得甲等和乙等的學生名單，最后注明除甲等和乙等之外皆為丙等，而王國維則不是，他則是在每一個學生后面都如實地附上各自的等級。甲就是甲，丙就是丙。”杜鵬飛笑著說道，“王國維真的是‘老實’，就像魯迅后來評價他的那句話一樣：老實得像一根火腿。”

　　其實，王國維的“老實”，正是傳統(tǒng)鄉(xiāng)紳家庭熏陶下的謹言慎行。這種“老實”，不僅體現(xiàn)在生活中，也貫穿在他的整個學術(shù)生涯。在生活中，體現(xiàn)出來的就是不善言辭以及對于古禮的謹守。本次紀念展，展出了王國維父親王乃譽的一些書信，“王乃譽的字，在規(guī)整之外還能見出幾分飄逸瀟灑，而王國維寫給別人的書信，基本是以楷書和行楷為主，寫得非常工整，一絲不茍。”而且，從他與羅振玉、沈曾植等人的書信交往中，都能看見，羅振玉、沈曾植的字跡都比他的要瀟灑“霸氣”得多。

　　生活中，王國維的“老實”隨處可見。1922年，經(jīng)過歷時五年的邀請，遠在上海的王國維終于答應出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1922年7月，北京大學派人向王國維送去馬衡的書信和二百余“脩金”（老師的薪金），王國維認為自己“無事而食，深感不安”，便只收下了馬衡的書信，卻堅決拒絕“脩金”。后來，馬衡再次寫信告訴王國維，二百元錢不是薪金，只是作為通訊導師的“郵資”，王國維這才同意與北京大學合作。

　　在杜鵬飛看來，在生活中最能體現(xiàn)王國維“謹守古禮”的，就是他在王潛明撫恤金及所謂醫(yī)藥費的處理方式上。1926年秋天，王潛明因傷寒在上海去世，羅振玉也從天津趕往上海。意想不到的是，辦完喪事之后，羅振玉就帶著女兒羅孝純回到了天津。羅振玉這一行為，給正處于喪子之痛的王國維，帶來極大打擊。

　　杜鵬飛分析道，“也許在羅振玉看來，這是對王國維的一片好心。因為羅振玉對這個女兒非常寵愛，只有王潛明能遷就、包容她，如今王潛明去世了，王家其他人不一定能容忍羅孝純的性格，如果女兒一直在王家，說不定給王家?guī)砀蟮穆闊５橇_振玉的這一做法，卻讓王國維‘受辱’，他認為羅振玉覺得自己養(yǎng)不起羅孝純。”

　　對于把“禮”看得非常重的王國維來說，既然羅振玉不再把自己當作一家人，那就得“明算賬”，應該把王潛明生病時的醫(yī)藥花費還給羅家。于是，圍繞這筆醫(yī)藥費羅振玉和王國維開始了拉鋸戰(zhàn)，王國維匯給羅振玉，羅振玉不要又寄回來，后來海關(guān)又發(fā)放了一筆撫恤金，加上醫(yī)藥費共三千元，王國維全部匯給羅家，羅振玉拒收，因此兩人爭執(zhí)不下，最終兩人的爭吵上升到性格的不同上。

　　根據(jù)后人整理的書信，此事的最終結(jié)果是：王國維按照舊俗，將次子王高明之子王慶端過繼給羅孝純?yōu)樽樱缓螅_振玉將兩千元存起來，“為嗣子異日長大婚學費”，“余千元別有處置之法，以心安理得為歸，不負公所托也。”只不過，經(jīng)過這番書信往來爭辯后，王國維與羅振玉從此再無交流。

　　王國維生活中所謂的“老實”，體現(xiàn)在學術(shù)上就是思維嚴謹，追求論據(jù)的確鑿。正是這種性格，王國維也得以在國學、金石以及甲骨文研究上取得非凡的成績。在“羅王交流”的單元，展出了一張金石拓片，王國維在拓片旁有一小段分析文字，這是他對于拓片中古文字的分析，雖然只有短短的一段文字，卻需要花費極大的工夫去研究論證。

　　在清華執(zhí)教期間，在學術(shù)上追求嚴謹?shù)耐鯂S開設了《古史新證》的課程，并明確提出“二重證據(jù)法”，即把發(fā)現(xiàn)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jié)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二重證據(jù)法”也成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和考據(jù)學的重大革新。

　　4五十歲生日僅得畫一幅

　　盡管王國維的做派是老舊的，但他關(guān)注的學問卻是非常新的。有著良好傳統(tǒng)文化功底并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王國維，從《紅樓夢》、古典詩詞到傳統(tǒng)戲曲再到國學、金石以及敦煌學研究等，王國維皆有涉獵。憑著卓越的學識，王國維與當時的社會名流不乏書信往來，留下了不一樣的“朋友圈”。

　　在這些“朋友圈”中，王國維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書信交往極具時代特征。二十世紀初，當羅振玉還在清政府里任職的時候，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發(fā)現(xiàn)6000卷具有學術(shù)價值文物的消息，沸騰了當時的北京城。1909年，羅振玉與王國維來到伯希和在北京的寓所，觀看、抄錄了部分“敦煌遺書”。此后，羅振玉與王國維寓居日本，王國維得以細心研究這些珍本，就敦煌古籍方面的研究與伯希和展開書信往來。值得一提的是，王國維在給伯希和的一封書信中，還提到將陳寅恪介紹給伯希和認識，并希望伯希和將敦煌古籍借給陳寅恪閱覽。

　　在“平生交游”單元，還展有王國維和當時一些書畫鑒賞家的信件。杜鵬飛介紹，1916年春天，王國維回到上海后，要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及子女上學的費用，而王國維作為一介書生，只好在從事學術(shù)研究之余，收購國內(nèi)的古書畫然后轉(zhuǎn)交給仍寓居在日本的羅振玉，賣給日本人，以此掙一點零用錢。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被譽為北京畫壇領袖的陳師曾和姚華（姚茫父），都與王國維有過交往。在本次展覽中展出的一張王國維收藏的碑文拓片上，陳師曾還為其題跋。而姚華還為王國維繪畫祝壽，這幅畫也是展廳中唯一的畫作：《杞菊圖》。

　　不過，這幅畫背后卻是一個悲傷的故事：1926年農(nóng)歷十月廿九日是王國維五十大壽，可是，當時的王國維心情跌至谷底——剛剛料理完長子王潛明的后事回北京，而且又與親家羅振玉鬧僵，王國維無心慶祝。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們，請姚華畫了一幅畫，為王國維祝壽，那幅畫便是《杞菊圖》。杜鵬飛不無感慨地說，“從當時的學生之一姚名達的日記來看，王國維五十大壽過得的確非常慘淡，《杞菊圖》是那天唯一的一幅祝壽書畫。”

　　5王國維自沉是“殉清”嗎

　　1927年6月1日，王國維來到清華學校工字廳，參加國學研究所第二期三十六名研究生畢業(yè)典禮。6月2日一早，王國維來到國學研究所。處理完事務后，王國維向研究所辦公室工作人員借了五元錢。王國維走出校園，隨后叫了一輛車，來到頤和園。隨后的事情，就是大眾所熟知的結(jié)局——王國維從昆明湖魚藻軒縱身跳入湖中，自盡身亡。

　　王國維的縱身一躍，給后人留下了諸多話題。王國維為何而死？這個原因不僅在當時，在他去世多年后，仍然眾說紛紜。杜鵬飛指出，學界先后主要有三種說法：“殉清說”“逼債說”和“恐懼說”。

　　流傳最廣的說法是“殉清”說。在當時，不僅羅振玉等“遺老”們，包括王國維清華的同事們也都傾向于“殉清”一說，陳寅恪在1927年寫的挽聯(lián)中有“累臣”一詞，似乎也暗示著王國維清朝“遺老”的身份。杜鵬飛認為，說王國維是“遺老”有合理的成分。1923年，溥儀的小朝廷授予王國維“南書房行走”，并“食五品俸”，隨后王國維被“賜紫禁城騎馬”。而且在王國維自沉后，羅振玉連夜以王國維的口吻向溥儀擬寫了一份奏折，并讓四子羅福葆模仿王國維筆跡謄抄后呈遞給寓居在天津張園的溥儀。“在羅振玉看來，這是在為王國維爭取一些‘名分’，比如溥儀后來賜給王國維‘忠愨’的謚號等，但這個行為對當時的人來說，也‘坐實’了王國維的遺老身份。”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因為王國維是‘遺老’，就認為他的死是‘殉清’，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性——王國維即便是遺老，他也與羅振玉、鄭孝胥等這些遺老們在政治上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逼債說”的大致內(nèi)容是指王國維和羅振玉因為做書畫生意虧了錢，羅振玉逼著王國維還錢。杜鵬飛解釋道，“這種說法主要是因為當年羅振玉擁護溥儀，在政治上被人詬病，后世一直就有‘抑羅’傾向，因而杜撰各種說法，隨著近年來羅王兩人書信的公開，‘逼債說’根本立不住腳。”

　　“恐懼說”也有一定的背景。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一時京城文化界人心惶惶。當時，李大釗被奉系軍閥殺害，晚清學人葉德輝也在湖南被處死，因此，持“恐懼說”的人認為，一直留著“辮子”的王國維擔心遭遇葉德輝類似的結(jié)局而自殺。杜鵬飛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王國維連死都不怕，還怕這種亂局嗎？”

　　在杜鵬飛看來，以上三種說法，都有“俗化”王國維之死的成分。1929年，王國維之死的真正意義體現(xiàn)出來，他是為了知識分子的“名節(jié)”——面對亂局以死來保全自己獨立的人格。

　　正是在這一年，清華大學為王國維立紀念碑，陳寅恪應邀作《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這是陳寅恪對王國維死因的再一次說明：“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這與兩年前的“殉清”說有了完全不一樣的評價，因為，這兩年的時局變化，讓陳寅恪深深理解了王國維的選擇：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tǒng)一全國后，國民黨利用政治干預學術(shù)的情況愈演愈烈，吳宓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又與寅恪相約不入（國民）黨。他日黨化教育彌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棄學校，另謀生活。”

　　面對世事變化，陳寅恪終于讀懂了王國維遺書中“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的含義。姜寶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