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市國土房管局表示，廣州市的公租房建造計劃將通過用人單位籌建公租房為主、政府提供公租房為輔的方式來實現。按照市住房保障辦有關負責人的解讀，任何單位(國企、私企、外企皆可)都可以籌建公租房，不僅有錢有地的可以建，有錢沒地或者沒錢有地的單位也可以通過靈活合作方式“抱團”籌建。另外，自建的公租房將面向全社會，由政府統籌安排，符合條件的市民方可入住。同時，對于那些“荷包”困窘的單位，政府也會出臺輔助優惠措施，在稅收、土地、資金等方面提供幫助，力求讓更多市民實現安居夢。

　　應該說，由政府繪制的這幅有關廣州市公租房的未來圖景，盡管在細節之處尚不清晰，但至少在整體上，還是讓人覺得“看起來很美”。不過，在這幅粗糙但看似美好的藍圖背后，卻也伏藏著不少令人關心的疑點。集中的一點是，政府如何保障自建房單位的積極性。

　　從廣州市房管局方面的說法來看，政府對于任何單位介入公租房的建造事業都非常歡迎，設置的門檻可謂非常之低。不管資金是否充裕、土地是否具備，其他條件是否成熟，政府反正甩下了一句話：可以靈活合作。但問題在于，單位的動力何在?政府在面對企業自建房的分配問題時，非常豪爽地表示“屆時將由政府統籌安排”，也就是說，即使我并非該單位的員工，我也可以使用該單位建造的公租房。雖然政府會給予一些政策上的優惠，但畢竟企業又出錢又買地，同時費時費力，最后建好的房子卻不是自己的，總不能讓這些市場主體都當一把活雷鋒吧?

　　我們相信在政策的具體執行環節，政府與單位必然會形成一套利益的分配機制。如果要保持對單位本身的激勵，那么單位要么收回一部分公租房的使用權，要么擴大經濟適用房的建造比例，以緩解公租房在資金回籠上的不利局面。但新的問題馬上產生了，如果政府為了激勵單位，那么極為容易產生的后果就是退回“福利分房”的模式。雖然有官員表示公租房只可出租、不可買賣，但如果房子的自主權不在政府掌握之中，單位可以將房子終身出租給單位員工，這一形式又與此前的單位福利分房有多大的區別呢?眾所周知，福利分房最主要被詬病的恰恰在于其公平性的不存。

　　照此下去，緊接著出現的情況將是“拼單位”。也就是在福利供給模式上，我們很可能將恢復以前的“單位制”。并且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的單位各自有著巨大差距，所形成的福利供給水平也將呈現天壤之別，甚至是“有”和“無”的差別。因此，在激勵單位本身與保障公共服務的均等性層面，這一套政策所呈現的悖論讓人憂慮。

　　事實上，這一政策本身在宏觀的邏輯層面也讓人感到不合時宜。在一個經典的現代社會，住房、教育、醫療、就業、養老被譽為社會福利工程的五大支柱。住房雖然是通過市場解決比例最大的一項，但對于社會的中低收入階層而言，由政府提供必要的住房條件，已經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公共政策集群。在這方面，且不論德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即使是香港這樣在住房問題的解決上并不算成功的地區，都恪守著一個基本底線，那就是公租房的責任必須由政府埋單。

　　現在的邏輯是，地方政府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壓力，便將建造公租房的責任分攤給單位。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提供公共服務并非不可，上世紀風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正是這一方向的典型體現。但問題在于，提供公租房原本即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市場化解決之道在于政府出錢，向市場購買服務，而并不是將成本推給市場和社會本身，然后政府又聲言要自己來統籌分配。而眼下政府一方面借助單位自建房給自身減壓，另一方面又聲言要自己來統籌分配。這種有著卸責之嫌的公共治理的取向在現代社會可謂少見，而起內在邏輯也無法達到自洽，能否得到有效推行自然也讓人心存疑惑。

　　也正是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如果政府強推單位自建房的政策，那么我們就有理由擔心，要么因為激勵模式無法形成而導致政策流產，要么再次退回到失之公平的“福利分房”模式。而在解決上述困境前，所有有關后期分配、監管、懲罰虛報等諸多問題的討論，都可以先行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