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霧霾天氣影響，為了控制空氣污染水平，國務院已于春節前夕出臺了油品品質的管制政策。而中石化董事長傅玉成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稱，除了油品質量之外，煤炭品質對霧霾的形成也有很大影響。的確，在霧霾圍城的局面之下，應更加系統和全面地審視環境問題，否則將顧此失彼，導致治理低效乃至無效。

　　從已公布的油品管制方案中可以看到，到2017年，我國的油品質量(含硫量)將達到與歐美國家相應的水平。如果將當前我國一些城市和地區的霧霾與歐美早些年的空氣污染程度相比較，那么當前管制政策的時間表意味著我們將用4年左右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用40年才基本完成的空氣污染治理過程，僅僅是針對單一污染源來治理，這也是一個極富挑戰的任務。

　　不可否認，霧霾讓公眾對于改善空氣質量有迫切之心。但了解霧霾成因及解決霧霾問題，都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寄希望于通過在短期內提高油品品質來解決霧霾問題，似乎有些操之過急。如果不系統而周全地考慮油品品質與霧霾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霧霾的問題是無法得以根治的。

　　其一，霧霾諸多成因間的關系。至少據目前的相關研究可知，我國大城市的霧霾成因主要是工業生產排放、汽車尾氣排放以及其他的一些排放源，包括南方的秸稈焚燒等。這些成因之間看似獨立，實則相互關聯，譬如汽車既是霧霾的排放源，又是一種在國民經濟中占比極高、鏈條極長的重要工業品，汽車制造可以帶動數十種乃至數百種其他工業產出，這些其他工業產出也都是空氣污染的排放源，故而汽車消費量如得不到抑制，其上下游的產業鏈也將繼續擴大。可以看出，這些不同來源的排放之間顯然有著相互帶動的作用。

　　其二，霧霾與空氣污染、空氣污染與其他污染的關系。在霧霾圍城事件的帶動下，社會也開始關注整體的環境質量，以及其他種類的污染，包括除霧霾外其他種類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就總體而言，霧霾只能說是“知名度”較高的一種可見污染，不同的污染物之間也存在著各種關聯。

　　譬如，在一定的成本條件下PM10被控制住了，那么PM2.5的排放問題就會更加突出；PM2.5控制住后，碳排放的問題可能會愈加尖銳。空氣質量提高的代價有可能是加大水源污染(比如，為減少對空氣的污染，天然氣使用越來越多，而作為天然氣的一種，頁巖氣在開發過程中要用到大量水，會造成水污染)，而大力控制水源污染，又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問題(能源利用轉向太陽能會帶來新的固體廢棄物)。如此種種，從整體環境質量出發，霧霾治理就不得不同步考慮其他部門的污染控制問題。否則，提高油品質量固然能提高空氣質量，卻可能加劇其他方面的污染，同樣會危及公眾健康。因此有必要對各類環境污染進行全面評估，然后再做取舍。

　　其三，環境治理與其他公共部門的關系。包括治理霧霾在內的整體環境治理將會占用社會公共資源，從而造成與其他公共部門之間的資源爭奪。短期內，社會可用的公共資源總量是有限的，所需發展的各公共部門在資源分配上總是此消彼長。從長期來看，環境質量的提高在提高公眾的幸福感、社會的和諧度的同時，會降低社會的健康衛生支出以及其他環境污染防護支出。并且，在邊際收益遞減和需求的剛性效應影響下，提高環境質量所需的投入規模將越來越大，它對社會資源的占用比例也將越來越高。這一點不可忽視。

　　其四，公共部門與社會經濟的關系。公共部門治理會波及社會經濟發展。一般而言，環境保護、衛生醫療、就業保障等公共部門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必需的，且在一定條件下，公共投資還會直接拉動投資，有利于經濟增長。但在短期內，社會經濟中的公共與私人部門間也存在資源爭奪的關系，包括環境保護在內的公共部門擴張，勢必會對私人部門造成擠出效應，也就是效率相對較低的公共投資會擠占效率較高的私人部門資金。

　　從對上述幾大關系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霧霾治理的背后實際上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面評估及平衡，如不經過科學論證和各方的充分博弈，那么社會經濟發展的壓力必會以某種途徑倒逼回去，使霧霾再度重返，這便是提高油品品質對霧霾治理難有立竿見影之效的緣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