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如潮的紀念思憶中，習仲勛革命家與改革者的篇章正被一一還原。與在南粵創辦特區“殺開一條血路”的壯舉相比，他1980年代在全國人大工作的故事似乎鮮為人知，但在立法機構的工作經歷，卻見證著習仲勛晚年的民主法治思想。借由當年一位普通全國人大干部的記憶，我們并不意外地捕捉到一串瑰麗的思想火花。關于民主建設，關于開門立法，關于言論自由，習仲勛的見解穿透了30多年的歷史。

　　1980年9月，習仲勛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時候，人還在廣東主政。后來就調到中央工作，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79年6月，彭真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并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主任。后來彭真集中力量搞憲法（起草），就把法案委員會主任辭掉了，于是在1981年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習仲勛被任命為法案委員會主任委員。

　　法案委員會大概存在了4年半左右，一半時間是彭真（主持），一半時間是習仲勛（主持）。習仲勛擔任法案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時候，我只是一個小干部，在法案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跟習老接觸過幾次。

　　經歷了“文革”之后，彭真主持工作時期，加大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實權。當時人大常委會每次開會分四個組，一個組大概有20多人，兩個月就開一次會，一次會起碼四天到五天，這個是“文革”后的大變化。

　　習仲勛跟有些領導人不一樣，有些領導人只參加大會，不參加小組會，而習仲勛的特點是每次常委會開會都參加，而且小組會也都參加。他大部分參加了第四組，就是雷潔瓊（著名社會學家、法學家，第七屆、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當組長的那個小組，我的工作大部分也是在第四組列席旁聽，開會的時候聽習仲勛講話的機會多些。

　　在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小組會時，習仲勛在休息或者發言的時候從來沒有說過“指示”，他不像有些領導那威風凜凜。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小組會休息的時候，他端著一杯茶這聊聊那聊聊。我還親耳聽過他跟人聊天，當時有個列席的人還不認識他，他就說“我叫習仲勛，我跟你一個小組的”。這是非常少有的。

　　因為我在第四小組跟習仲勛坐電梯也比較多，習仲勛坐電梯也有特點。人大開完會后要坐電梯下樓，一到那個時候人就比較擠，當時電梯還有“司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級別以上的領導一到，“司機”就開始喊：“請同志們稍微等一等，請首長先下去。”我們一般都會等在外面，而習仲勛坐電梯，他會說“來來來一塊下”，他把手一“撈”，把大家都“撈”進電梯里去了，在電梯里也是“哈哈哈、呵呵呵”（地說笑）。坐電梯的風格就可以看出他的風格跟人家不一樣，有些人架子大，但我對習仲勛的印象就是平易近人，樸素誠懇，沒有領導架子。

　　我對習仲勛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多次跟我講要保護不同意見。在我們研究民法的時候，習仲勛再三跟我們講過，要尊重不同意見，保護不同意見，他還提過要考慮制定一個保護不同意見的制度，后來又說過保護不同意見保護法。這思想非常了不起，這是他的切身體會。因為他當年在西北（肅反）時就被抓過，他說過“我們天下多少‘反黨集團’，我經歷過十幾二十個，有中央的、地方的，絕大部分都是不同意見、不同看法，結果被搞成了‘反黨集團’”，所以他建議要建立保護不同意見的制度。

　　保護不同意見的制度到底怎么弄？如果制定了法律，那這個就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顯然指的是不同意見問題，保護不同意見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保護不同意見的含義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記得是1984年習仲勛曾經找我們民法室的幾個負責人商量能不能出一個保護不同意見的法或者制度。我們有同志就提了1982年憲法已經通過了，憲法規定了人大代表（在人大會議上）的發言不受法律追究。（編者注：類似條款亦載于《全國人大組織法》）習仲勛就說，“你說的人大代表才幾個啊，我說的是全體人民，老百姓說點不同意見就不行啊？”

　　我認為這就是免于恐懼的自由，為什么大家不喜歡說真話的緣由。后來有人說新刑法的一個共識是只有語言沒有行動不予刑事處理，但在實際生活中，也還是有因言獲罪的事發生。

　　1984年，我們有個同志就說我們搞了一個民法草稿征求意見，下面那些人根本不懂法，向那些不懂法的人征求意見真沒意思，習仲勛聽了就不高興了，就說“征求意見的人不懂法，我也不懂啊，人家說看不懂正好就是人家對你的意見”，然后他當場就讓我把草稿送給語言學家呂叔湘做文字上修改，盡量通俗一點讓老百姓看得懂。習仲勛公開說：“文字修改你聽呂老的，我不懂。”一個高層領導說“我不懂”，我對這一點也是很欣賞，這很不容易。通過這個就討論到了，不同意見是好事啊。

　　1990年10月30日，習仲勛最后一次參加全國人大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又講到了保護不同意見，大家應該認真發言。我認為，實際上一個法案，你不提不同意見那就是失職，提不同意見才是支持，才能改正完善。

　　（口述者高鍇生于1929年，曾就讀燕京大學新聞系。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時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1982年擔任全國人大民法、國家法室副主任，后擔任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主任，199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