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澎湃新聞報道,2021年1月10日6時許,著名出版人沈昌文被女兒發現,在睡夢中逝世。
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辦的學校受中小學教育。1945年3月因家境困難輟學,開始了6年的銀樓(首飾店)學徒生涯。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采訪系學習,,最后取得的學歷是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采訪系二年級肄業。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
1986年主事《讀書》后,沈昌文要廣開言路,達成“通識”,為知識分子創造一個精神家園。他最怕的是不允許各種觀點并存。世界太復雜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滿。
一、編《讀書》雜志
當時,出版社的領導陳原告訴沈昌文:“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裝著什么都不懂。”后來他有所領悟:“把一個思想評論雜志《讀書》長期堅持下來,讀者越來越多(從兩三萬到十三四萬),靠的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
沈昌文辦《讀書》靠“三無”——無能、無為、無我。王蒙闡釋為:無先入為主,無偏見,無過分的派別傾向,無過分的圈子山頭(有意或無意的),無過多的自以為是與過小的鼠目寸光,無太厲害的排他性,無過熱的趁機提升自己即為個人的名利積累的動機,才能兼收并蓄來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團結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顯出一種恢弘,一種思稿若渴一種思賢若渴的謙虛和真誠,才能具有相當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納力。
王蒙還評價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何況辦一個刊物乎?沈昌文和沈以前的《讀書》諸君,其實辦刊物辦得平平淡淡,狀態似是老農收麥子,麥子熟了收割就是啦,這就近于無為了。來了好稿子,有時候帶著泥巴帶著草屑照用不誤就是了;有一點點辛苦,但算不上什么大事。
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曾任校對、秘書、編輯、編輯室主任等職。1980年3月起兼管《讀書》雜志編務,任副主編、主編。1986年1月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十年后退休,發起創辦《萬象》雜志,策劃出版《新世紀萬有文庫》。退休后常在海內外文化出版界奔走,甘當“業內臨時工”。
著作有《閣樓人語》《書商的舊夢》《知道》《八十溯往》《最后的晚餐》《也無風雨也無晴》等。
二、執掌三聯書店
沈昌文執掌三聯書店期間,熱衷于傳播國內外優秀文化,并且不遺余力地傳播近當代的經典文化成果,出版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圖書,例如楊絳的《洗澡》《干校六記》《我們仨》《將飲茶》,巴金的《隨想錄》,董鼎山的《西窗漫記》,郁風編的《郁達夫海外文集》,夏衍、胡風等一批優秀作家的雜文集等等。這些作品文字優美、思想獨特,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養。
沈昌文75歲時,孫女沈帆為沈公而作
沈昌文認為,“我們要時刻記往,出版工作是一個長命的工作,就像西方諺言所說:‘書比人長壽,白紙印上黑字,印上彩圖,想抹也抹不掉。’我們做出任何一本不合出版品格的書,到你有了更多經驗的時候,回想起自己的舊作,會有一種羞恥感。”正因如此,沈昌文時代的三聯書店成為讀書人的綠洲,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三、編輯的人脈與飯局
沈昌文曾總結自己的出版工作經驗是“三個第一”,即文化第一,質量第一,人脈第一。他說,所謂人脈第一,“就是人際關系。編輯工作是個奇怪的職業,自己不生產,這邊是作者,那邊是發行,那邊是印刷廠,你在中間。這就要求你要做到人脈相通,當然首先是作者了,這樣才能生產出好的讀物來。你不是直接生產者,你只是組織生產的人,這中間,自然要和生產要素搞好關系嘛。”而要搞好關系,飯局就十分很重,他直言不諱地說:“我是主張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關系,我沒別的手段,只有一條——吃。因此到哪里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歡吃什么。飲食便于進入主題,就有話可談了嘛。”
他曾出過一本隨筆集《最后的晚餐》,他說:“當我以文化為職業的時候,常蒙前輩教誨。現在視之,這些言傳身教,無異是耶穌在最后的晚餐時對門徒的訓詞。而當我以后能獨立工作之際,能實行的常常只有一條:請客吃晚飯。”
王蒙說沈昌文:“在發展北京餐飲營業上作出了貢獻。”
“我編的是小刊物。當年,我們編輯部或在地下室,或在廠房,不成體統。本人忝為主編,文房四寶之外,斗室之內有三樣不可少:冰箱、電砂鍋、咖啡壺。”電砂鍋里燉的是紅燒肉,冰箱里冷藏的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幾杯小酒落肚,吃飽喝足,這樣之后再來看稿改稿,沈昌文形容是“如得神助,靈感迭現”。
四、做有思想性的出版人
要有長遠的眼光和時代的視野,引入當代的思想潮流,啟迪民智,是沈昌文在出版行業內一貫秉持的理念,也正因為如此,《讀書》雜志被譽為當時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刊物之一;他還積極引進、翻譯那些曾經或正在國內外思想界引發重大影響的書籍,給讀者深刻啟迪。
他曾說,當編輯太苦,所以非要有精神上出路不可。“無名英雄”云云,只是皮相之見。難為的是無名的折磨。一個天生的paradox不斷考驗著你:要“導向”,給讀者的東西要精揀苦選,削皮去核,狠心舍棄;可是又要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的需求和喜好,要給他們最新、最美的東西。
沈昌文先生稱自己是“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識分子,他以謙虛謹慎的人生態度和踏實肯干、積極進取的工作風格,為讀者真誠服務,為出版事業無私奉獻,成就了其不平凡的人生。
他心系讀者,尊重作者,正確處理編輯、作者、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了出版社的橋梁紐帶作用;他獨具慧眼、目光敏銳,能夠及時抓住出版市場發展上升的空間,極富創新能力,為廣大讀者打開了一扇又一扇嶄新的大門,開拓了讀者的視野。
他深刻意識到出版社的文化責任和社會責任,并且作為出版社的領導者,他勇于擔當,極為重視出版物的質量,注重品牌的影響力,為推動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以及人們思想文化的進步而奮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