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澎湃新聞報道，2021年1月10日6時許，著名出版人沈昌文被女兒發現，在睡夢中逝世。

　　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辦的學校受中小學教育。1945年3月因家境困難輟學，開始了6年的銀樓（首飾店）學徒生涯。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采訪系學習，，最后取得的學歷是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采訪系二年級肄業。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

　　1986年主事《讀書》后，沈昌文要廣開言路，達成“通識”，為知識分子創造一個精神家園。他最怕的是不允許各種觀點并存。世界太復雜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滿。

一、編《讀書》雜志

　　當時，出版社的領導陳原告訴沈昌文：“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裝著什么都不懂。”后來他有所領悟：“把一個思想評論雜志《讀書》長期堅持下來，讀者越來越多（從兩三萬到十三四萬），靠的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

　　沈昌文辦《讀書》靠“三無”——無能、無為、無我。王蒙闡釋為：無先入為主，無偏見，無過分的派別傾向，無過分的圈子山頭（有意或無意的），無過多的自以為是與過小的鼠目寸光，無太厲害的排他性，無過熱的趁機提升自己即為個人的名利積累的動機，才能兼收并蓄來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團結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顯出一種恢弘，一種思稿若渴一種思賢若渴的謙虛和真誠，才能具有相當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納力。

　　王蒙還評價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何況辦一個刊物乎？沈昌文和沈以前的《讀書》諸君，其實辦刊物辦得平平淡淡，狀態似是老農收麥子，麥子熟了收割就是啦，這就近于無為了。來了好稿子，有時候帶著泥巴帶著草屑照用不誤就是了；有一點點辛苦，但算不上什么大事。

　　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曾任校對、秘書、編輯、編輯室主任等職。1980年3月起兼管《讀書》雜志編務，任副主編、主編。1986年1月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十年后退休，發起創辦《萬象》雜志，策劃出版《新世紀萬有文庫》。退休后常在海內外文化出版界奔走，甘當“業內臨時工”。

　　著作有《閣樓人語》《書商的舊夢》《知道》《八十溯往》《最后的晚餐》《也無風雨也無晴》等。

二、執掌三聯書店

　　沈昌文執掌三聯書店期間，熱衷于傳播國內外優秀文化，并且不遺余力地傳播近當代的經典文化成果，出版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圖書，例如楊絳的《洗澡》《干校六記》《我們仨》《將飲茶》，巴金的《隨想錄》，董鼎山的《西窗漫記》，郁風編的《郁達夫海外文集》，夏衍、胡風等一批優秀作家的雜文集等等。這些作品文字優美、思想獨特，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養。

　　沈昌文75歲時，孫女沈帆為沈公而作

　　沈昌文認為，“我們要時刻記往，出版工作是一個長命的工作，就像西方諺言所說：‘書比人長壽，白紙印上黑字，印上彩圖，想抹也抹不掉。’我們做出任何一本不合出版品格的書，到你有了更多經驗的時候，回想起自己的舊作，會有一種羞恥感。”正因如此，沈昌文時代的三聯書店成為讀書人的綠洲，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三、編輯的人脈與飯局

　　沈昌文曾總結自己的出版工作經驗是“三個第一”，即文化第一，質量第一，人脈第一。他說，所謂人脈第一，“就是人際關系。編輯工作是個奇怪的職業，自己不生產，這邊是作者，那邊是發行，那邊是印刷廠，你在中間。這就要求你要做到人脈相通，當然首先是作者了，這樣才能生產出好的讀物來。你不是直接生產者，你只是組織生產的人，這中間，自然要和生產要素搞好關系嘛。”而要搞好關系，飯局就十分很重，他直言不諱地說：“我是主張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關系，我沒別的手段，只有一條——吃。因此到哪里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歡吃什么。飲食便于進入主題，就有話可談了嘛。”

　　他曾出過一本隨筆集《最后的晚餐》，他說：“當我以文化為職業的時候，常蒙前輩教誨。現在視之，這些言傳身教，無異是耶穌在最后的晚餐時對門徒的訓詞。而當我以后能獨立工作之際，能實行的常常只有一條：請客吃晚飯。”

　　王蒙說沈昌文：“在發展北京餐飲營業上作出了貢獻。”

　　“我編的是小刊物。當年，我們編輯部或在地下室，或在廠房，不成體統。本人忝為主編，文房四寶之外，斗室之內有三樣不可少：冰箱、電砂鍋、咖啡壺。”電砂鍋里燉的是紅燒肉，冰箱里冷藏的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幾杯小酒落肚，吃飽喝足，這樣之后再來看稿改稿，沈昌文形容是“如得神助，靈感迭現”。

四、做有思想性的出版人

　　要有長遠的眼光和時代的視野，引入當代的思想潮流，啟迪民智，是沈昌文在出版行業內一貫秉持的理念，也正因為如此，《讀書》雜志被譽為當時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刊物之一；他還積極引進、翻譯那些曾經或正在國內外思想界引發重大影響的書籍，給讀者深刻啟迪。

　　他曾說，當編輯太苦，所以非要有精神上出路不可。“無名英雄”云云，只是皮相之見。難為的是無名的折磨。一個天生的paradox不斷考驗著你：要“導向”，給讀者的東西要精揀苦選，削皮去核，狠心舍棄；可是又要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的需求和喜好，要給他們最新、最美的東西。

　　沈昌文先生稱自己是“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識分子，他以謙虛謹慎的人生態度和踏實肯干、積極進取的工作風格，為讀者真誠服務，為出版事業無私奉獻，成就了其不平凡的人生。

　　他心系讀者，尊重作者，正確處理編輯、作者、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了出版社的橋梁紐帶作用；他獨具慧眼、目光敏銳，能夠及時抓住出版市場發展上升的空間，極富創新能力，為廣大讀者打開了一扇又一扇嶄新的大門，開拓了讀者的視野。

　　他深刻意識到出版社的文化責任和社會責任，并且作為出版社的領導者，他勇于擔當，極為重視出版物的質量，注重品牌的影響力，為推動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以及人們思想文化的進步而奮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