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和地圖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古絲綢之路概念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新的經濟發展區域。包括西北五省區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南四省區市重慶、四川、云南、廣西。2013年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提出。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東邊牽著亞太經濟圈，西邊系著發達的歐洲經濟圈，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

　　絲綢之路經濟帶地域遼闊，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能源資源、土地資源和寶貴的旅游資源，被稱為21世紀的戰略能源和資源基地，但該區域交通不夠便利，自然環境較差，經濟發展水平卻與兩端的經濟圈存在巨大落差，整個區域存在“兩邊高，中間低”的現象。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思路

　　鄭永年

　　2008年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既是全球性經濟結構失衡的結果，也繼續惡化著全球經濟結構。另一方面，盡管中國經濟也進入了“新常態”，即中速發展階段。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發展經驗及其發展能力，已經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歷史機遇，來實行全球經濟再平衡戰略。可以預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絲綢之路會成為這一戰略的主要推動力，也是中國可持續和平崛起戰略的重要而可行的“抓手”。

　　但是，絲綢之路不能僅僅停留在宏觀的設想，口號式的政策更是不可行。絲綢之路要成功，中國既要搞清楚要做什么，更要搞清楚怎么做。沒有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策略和政策工具，絲綢之路很可能只是紙上談兵。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策略

　　第一，中國需要以絲綢之路為契機，全面發掘中國與廣大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潛在的互補互利機會，全面深化與新興市場國家及區域經濟體之間經濟貿易、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關系。

　　第二，有效運用中國在資金、市場、技術、產能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全面分享中國在改革開放實踐過程中，所積累的市場與政府兩手并用的獨特發展經驗，為協助發展中國家克服在推進經濟發展，以及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面臨的結構性難題，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第三，全面提高中國企業的跨國營運能力，全面打造中國企業的海外經貿據點與生產基地，針對嚴重產能過剩與那些在國內市場已不具經濟效益的產業，進行有秩序的“走出去”，實現對外移轉。

　　第四，在全面推進綠能產業、整治環保污染、建設低碳城市與智慧型城市的過程中，積極引導擁有先進技術的歐、美、日跨國企業參與投資與提供設備，讓這些跨國企業有機會分享中國城鎮建設及經濟增長的紅利，也刺激國內企業進行產業升級。

　　第五，在“和平發展”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包容、尊重與發展”的新政策概念，系統整合中國傳統的“和而不同”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當代的“不干預政策”和西方的文化多元主義等理念，形成中國特有的普遍價值觀，有別于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和美國的“自由民主”政策概念，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崛起，塑造國際文化軟實力。

多管齊下的政策手段

　　目前來看，中國至少可以考慮如下手段：一是設置規模大于“世界銀行”資本額的“絲綢之路基金”，以及等量規模的“絲綢之路戰略投資基金”為配套。二是可考慮設置中國主導的全球發展智庫，并協助各區域的領頭羊國家設置協作智庫，建立完整的智庫跨國合作網絡。三是可考慮建立一個面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人才培訓機制”，為各國訓練與培育公共治理、經濟規劃、城市規劃等領域的人才。這些機構不僅應當培養國內的干部，其功能應當擴展到培養發展中國家的官員。四是可考慮設置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國社會精英為對象的“新絲路傳媒集團”。以財經、旅游、環境、城市及文化議題為主軸，為各國提供一個超越西方視野的跨國資訊與觀念傳播與分享管道。

配套的體制建設

　　政策的有效實施，依賴于政策機構的設置。一是絲綢之路戰略應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主導，負責統籌政策規劃與資源分配，協調各部委與各省市，打破各自為政的地盤割據現象。二是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三是執行“全球經濟增量再平衡戰略”需要有風險管理機制，必須動態考量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各國主權風險、政治互信基礎，并務實評估中國影響力的投射范圍，以及中國政府的海外護產、護僑的能力極限。風險評估的功能可以和智庫設置結合起來，光有企業和政府本身的評估遠遠不夠，還必須依賴智庫的客觀、中立的評估。

　　像絲綢之路那樣大規模的對外項目，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構想一個完美的方案，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根據規劃來實施方案。這樣的項目都是一邊做、一邊學的過程。但是如果要少交學費，避免重大失誤，就必須儲備足夠的政策知識，準備好足夠的政策手段。

　　(摘自新華網作者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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