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關，農民工討薪話題再次升溫。

　　從2003年重慶熊德明向總理討薪到現在，8年時間過去了，討薪難題依然困擾著這個社會。這是法治發展中的悲哀，也凸顯出了化解這一現象的人治路徑存有極大的缺陷。

　　現代社會，政府在公民權利的讓渡下產生，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為全體公民提供基本的制度正義和執法保障，讓每一位公民不致因為自身的弱勢而被甩下“社會列車”。農民工無疑是政府正義運送的重要對象，確保農民工“勞有所獲”，保障其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乃是政府部門不可推卸的法定義務。對于農民工群體而言，他們也以公民的身份讓渡了自己的部分權利，也以納稅人的身份供養了他們所認可的政府，遺憾的是，他們卻在危難的時候享受不到政府所提供的正義保障，他們的權利往往更多地依賴于領導的“選擇性”關注。

　　近年來，由于輿論對農民工討薪問題的集中關注，各地政府加大了整治力度，大面積的工資拖欠現象得到了遏制。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行政執法已經到位，也不表明政府的正義運送就走上了常態化路徑。事實上，在具體的個案當中，一旦脫離了媒體的關注和上級的行政壓力，基層的勞動執法部門依然處在“半失職”狀態，對待電話投訴敷衍了事，對待上門告狀推三阻四，對待討薪維權冷眼旁觀。

　　不久前，媒體報道了河南省高院院長替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引發輿論熱議。從實體結果來說，法院院長出面討薪無疑具有個案的重要價值，強化司法執行力，為進入訴訟程序的討薪者提供及時高效公正的權利救濟，法院方面當然具有不可推脫的責任;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最基本的勞動關系保障上法律局部失靈，各種討薪個案折射出的農民工維權困境，根本上依舊是因為勞動者權益保障執法的疲軟。正是平時針對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行政執法不力，才導致一些人迫不得已跳樓討薪，導致法院院長不得不履行不堪重負的討薪任務，導致一些部門領導只能依靠個人的權威介入，才能實現正義的歸途。

　　其實，正常的法治社會，諸如上訪、跳樓、自殺等都不是理性的維權通道，領導者個人權威的介入也非公民權利之福，即便幸運之神偶爾降臨，也只能驗證當下“長官意志”或“第四權力”的強大功效，這反過來更加侵蝕了公民維權的制度威信。無論官員還是媒體，只能選擇性關注個別討薪者，即便法院院長出面也僅限于訴訟領域，面對那些更多尚未走進法院的農民工，他們的薪金如何保障，最終仍依賴法治路徑的暢通。

　　相比法院院長討薪而言，沈陽市公安局的做法則具有一定的制度示范意義。針對惡意拖欠工資問題日趨嚴重的現象，沈陽警方于2010年4月承諾“110”報警電話直接受理拖欠工資投訴，至去年底的不到兩年時間里，共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事(案)件543件，追回拖欠工資4.08億元，并打擊處理了一批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承包商。這種公安職權的行使，能夠從制度層面激活公權力在行政執法和刑事執法領域的責任，以常態化的執法糾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不過，公安機關的介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無論是行政處罰還是刑事查處，公安機關對欠薪者的查處只有在符合明確的法律規定的條件下，而目前無論是一般欠薪行為的行政違法，還是惡意欠薪的認定，都缺乏具體詳細的法律規范。與此同時，大量的欠薪并不在刑事法和行政法制裁范疇，警察權的介入也面臨合法性根據不足的風險。

　　不難看出，農民工討薪難的問題已經牽扯諸多部門的精力，也開始由選擇性關注向執法機制建設的方向發展。在這種過程中，如何將領導重視下的個人權威上升為制度執行力建設下的法治權威，應當是解決討薪難的關鍵。如今，我們看到司法機關的積極作為，也看到了公安機關在執法上的勇于擔當，而其中最為核心的勞動執法部門則存在短板。一直以來，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執法都呈現出疲軟狀態，勞動法甚至被民間戲稱為“最軟的法”。可見，如何強化勞動行政部門的執法責任，確立起強有力的勞動執法機制，在公民權利救濟的各個要塞確立起常態化的法律機制，如此才能防止農民工的薪酬“一年一討”的人治路徑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