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發生一起震驚全國的滅門慘案——賀州市地稅局賀街分局局長周子雄及其妻凌小云、兒子周重霖、女兒周雪,在自家住宅的4樓于睡眠中被人用鐵錘擊打頭部、尖刀刺喉至死。作案人還登上5樓企圖殺害周子雄母親彭某和保姆李某,因無法打開5樓房門而未得逞。

　　5月18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公安廳會同賀州警方成功破案。讓人意外的是,被緝拿歸案的主兇竟然是死者周子雄妻子的胞妹凌小娟。

　　本是同根生,妹妹為什么要殺死姐姐一家?妹妹凌小娟的殺人動機是什么?

　　10月25日和26日,“5·02兇殺案”在賀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賀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葉建輝親自擔任公訴人,出庭指控以凌小娟為首的4名被告人故意殺人的罪行。11月9日,凌小娟等3名主犯一審被判死刑。

　　日前,此案公訴人葉建輝就此接受了記者采訪。

震動賀州當地

　　記者:這起案件的發生引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對被告人的犯罪動機曾經有過各種議論。從法律的層面該如何看待這樣一起極端的惡性刑事案件所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

　　葉建輝:任何犯罪行為都具有社會危害性,都會對社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消極影響?！?·02兇殺案”之所以在全國范圍內引起關注,一是因為這個案件犯罪行為的血腥與暴戾；二是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是同胞姐妹的特殊關系；三是因為賀州特殊的地理人文因素。

　　賀州地處湘、桂、粵三省區的交界處。突然發生的“5·02兇殺案”,對賀州市居民產生的震動之大不言而喻,各種猜測和議論都有,案發地的一些租戶居民甚至因為失去安全感而搬離了。我們查辦這個案件,就是要通過揭露、打擊、震懾犯罪,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

弒親仇恨源自哪里

　　記者:對這起案件,群眾議論最多也最疑惑的是,凌小娟為什么要殺死自己的姐姐,而且株連到姐夫和自己的兩個外甥,“弒親”的仇恨究竟來自哪里?

　　葉建輝:你提的這個問題是關于犯罪動機的問題。從法理的角度說,犯罪手段決定了犯罪的性質與罪名,犯罪動機則揭示犯意產生時,行為人的心理活動過程。動機只解釋行為人基于何種原因實施犯罪,卻不會影響到案件的定性,也就是說,被告人凌小娟無論出于什么動機,都不影響法律對其殺人罪名的認定。

　　本案表象上看是一個“弒親”案件,但卻與大多數“弒親”案件不同。司法實踐中所見的“弒親”,被害人往往存在過錯,被告人的行為也多帶有臨時起意的激憤特征。而本案中的凌小云、凌小娟兩姐妹曾手足情深,長妹妹11歲的姐姐曾經對妹妹有過非常體貼的生活照顧,關系素來融洽。矛盾的產生主要是基于近些年來經濟上的原因。從查明的事實看,經濟條件逐漸寬裕起來的姐姐對妹妹及家人的關愛確有不夠周到的地方。過去姐妹倆一起做生意產生過利益矛盾,凌小娟的丈夫也曾經為姐姐凌小云承接的工程管理工地,因追索自己丈夫被拖欠的工資等未能如愿,凌小娟遂心生不滿,積怨日增,最后萌生了殺死姐姐的念頭。

　　其實,像凌小娟姐妹間的這種因日?，嵤露a生的矛盾,在生活中是常見的。凌小娟對發生在親人間的矛盾不是采取正當的、積極的方式進行交流、溝通,而是采取極端方式,鋌而走險,多次謀劃殺人,并為實施犯罪做了諸多準備:她多次要求本案的共犯之一、其外甥女蘇潔幫助物色殺手；在購買槍支殺人的計劃因故未能實現之后,又決定以錘擊、刀戳的方式殺人。為此,凌小娟親自準備了鐵錘和尖刀、縫制蒙面頭套等等。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凌小娟這種典型的扭曲心態與畸變的人格特征,是值得研究的一個范本。

親人遭“連坐”

　　記者:凌小娟因為對姐姐有意見而萌生殺死姐姐的惡念,為什么要連姐夫、外甥一起殺死,甚至連姐夫的母親和保姆也想一塊殺掉呢?

　　葉建輝:這個問題觸及到本案的犯罪動機最核心的部位,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就此做過深入的調查。凌小娟主謀殺死姐姐一家4口,并企圖連姐夫的母親和保姆也一塊殺掉,是想通過繼承的方式來占有姐姐一家的財產。凌小娟曾對被告人劉勝明、蘇可章許諾,他們殺一個(姐姐家的)人她就付給10萬塊錢,而凌小娟自己是沒有這個經濟支付能力的。她愚昧地認為,這筆巨額的殺人酬勞,可以通過殺死姐姐全家,造成姐姐家的遺產因為絕后從而由自己的母親繼承,自己再設法占有遺產。盡管歸案后的凌小娟一直回避這個涉及犯罪動機的財產繼承問題,只供稱與姐姐的矛盾與積怨,但全案所查明的事實及同案犯的供述,都證實了凌小娟主觀上是具備這樣的犯意的,這也比較合理地解釋了她為什么恨姐姐,且將無辜的姐夫和兩個正處在花季的少男少女外甥也一并殺掉的原因。

犯傻不是病

　　記者:凌小娟在法庭供述中,否認自己是“5·02兇殺案”的主謀,其他被告人的供述也有程度不同的罪責推諉。法庭上,幾名律師還以凌小娟精神狀態不正常以及蘇可章患過腦膜炎,是腦子有問題的“傻子”為由,質疑檢察機關為什么沒有對其作相應的司法鑒定等。

　　葉建輝:法庭上被告人的供述出現變化,避重就輕,推諉罪責甚至翻供,應當說是一種常見現象。因為經過較長時間的羈押后,被告人的情緒已經從被緝拿歸案之初的驚惶中逐漸平復下來。當面臨刑事責任承擔的后果時,他們作案前的“生死同盟”大多會瓦解,并作出“趨利避害”的選擇,企圖減輕自己的罪責,這通常是人的一種本能,并不奇怪。更何況檢察機關辦案重證據,不輕信口供。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法律規定被告人的供述也是證據,但是檢察機關辦案絕不會僅僅依靠供述,而是要全面地收集所有與案件相關的事實材料,包括有利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材料,用客觀、真實、完整的證據鏈條來證實犯罪。

　　本案在證據收集審核的法律程序上與實體上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嚴謹的。僅舉幾個例子:案件偵查中,被告人殺人后丟入河中的作案工具,在檢察機關偵查監督人員的現場監督下由公安機關聘請專業潛水員從渾濁幽深的河水里尋找打撈了上來；審查起訴階段,為了查明被害人尸體上的傷口與作案工具吻合程度,進一步核實每個被告人實施犯罪的細節,檢察機關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作了補充偵查；參與殺人謀劃的蘇潔因為不滿18歲,為依法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不能公開審理,我們就依法決定對其另案起訴；法庭還為沒有經濟能力聘請律師的兩名被告人指定了辯護律師。

　　上述事實均可以說明,這個案件在程序和實體上,司法機關的執法是嚴謹有序、規范公正的,完全符合“兩個證據規定”(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2010年5月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要求,這樣做就確保了案件偵查與證據審核的高質量。

　　至于律師提出的對被告人蘇可章進行司法鑒定的問題,開庭前我們已經作過專門的調查研究。這個人情商智商是偏低一些,但未達到影響他的生活、工作與社會交往的程度。他作案前參與了精心策劃、殺人時頭戴面罩、作案后清理現場、歸案后推卸罪責,這些事實足以證明蘇可章思維與精神狀態正常,是一個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正常人。

　　通常,一個人情商和智商的高低只說明這個人的聰明程度,人的不聰明與司法上的精神病是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社會生活中,人們常常把情商和智商偏低的不聰明者視為“傻子”,如果不加甄別,把他們都放到法律的框架中去評判其刑事責任的大小和有無,那么本案中敢置法律與親情于不顧、殺死自己姐姐全家的凌小娟,悍然向自己姨、姨丈和表弟妹舉起奪命鐵錘尖刀的蘇可章以及為根本無法兌現的所謂“酬勞”而參與殺人的劉勝明等都不是聰明人,他們做出的是天下最傻的事情,從這個角度說,他們確是“腦子有問題”,那是否對他們也要進行司法鑒定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構成盜竊罪

　　記者:我們還想了解一下,凌小娟等被告人殺人后,又拿走了姐姐家的2.4萬余元以及手機、項鏈、手鐲、鑰匙等物。起訴書指控他們的行為構成盜竊罪,你能從法理的角度解釋一下這種認定的依據和理由嗎?

　　葉建輝:本案中,凌小娟殺死姐姐的最終目的盡管是為了非法獲得其財產性利益,但作案的當晚,幾名被告人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殺死凌小云全家人而并非去行竊,殺人行為完成后又見財起意盜走財物的行為是另一個獨立于殺人行為之外的犯罪。從形態上看,這個時候的被害人雖然已經死亡,但家中財產現金等并非無主財物,所有權關系沒有變,被告人只要竊取了數額較大的財物就符合刑法關于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所以我們將這種行為認定為盜竊罪。

　　記者:“5·02兇殺案”如今一審庭審已經結束,檢察機關為公正高效辦理這起案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獲得了社會廣泛好評,但是從社會警示的角度看,這個案件留下的教訓,還是想聽聽你的觀點。

　　葉建輝:大至社會交往,小至家庭生活,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碰上這樣那樣的問題、產生這樣那樣的矛盾。學會調控自己的情緒與行為,平和地化解心結,消弭矛盾對立,與人寬容相待,學會感恩生活就能知足常樂,就可以減少許多煩惱,避免許多本不該產生的后果。俗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本案幾名被告人,特別是主犯凌小娟,歸案后都不同程度地表達了悔意,但大罪鑄成,悔之晚矣。（本報通訊員 劉一山 廖勇勤 本報記者 莫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