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對于在外地打拼的農民工來說，這兩個字幸福而又沉重。每年春節前夕，浩浩蕩蕩的返鄉大軍堪稱人類最壯闊的遷徙運動之一。這其中的原動力，便是縈繞國人心頭的那一抹鄉愁。

小小一張車票，一頭系著城市繁華，一頭系著故鄉親人。一年的酸甜苦辣、快樂悲喜全都在這濃濃的鄉愁之路上消解。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目前全國農民工總量約2.7億，外出農民工總量逾1.6億，其中3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約占60%。80后、90后等新生代，已漸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中堅力量。

　　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對待“回家過年”的態度是怎樣的？他們對于故土、對于城市有著和父輩們怎樣不同的情懷？

　　兩天一夜、1000多公里路程，日前，記者跟隨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安徽籍青年農民工梁啟峰一起踏上漫漫返鄉路，試圖走進這個新生代農民工的內心世界。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家里有團圓飯”

　　1月20日，離中國農歷春節還有半個多月，在北京市崇文門地鐵站附近的一處建筑工地上，農民工小梁正在打點回家的行裝。去年春節沒有回家，今年，他想趁著春運還沒到，早早地回家去看望4歲的兒子。

　　小梁名叫梁啟峰，今年31歲，老家在安徽壽縣農村。在這片擁有一百來號人的工地上，他是留守到最后一批的建筑工人之一。

　　在北京打拼的這5年，工地是小梁在北京唯一的家，“一年365天，有300多天都守在工地”。

　　工地上有一處臨時搭建的簡易工棚，小梁平時就住在那里。十來平方米的宿舍住了五六個人，一到夏天，臭蟲爬得到處都是，咬得人渾身癢，“簡直就是個臭蟲之家”。

　　小梁覺得自己還算比較能吃苦，但在生活上，“能不虧待自己就不虧待自己”。這次回家，恰好趕上“史上最強”寒潮席卷全國，小梁特意給自己和同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父親訂了更舒適的高鐵票。

　　臨回家前，他還給媳婦買了一部最新款的iPhone 6S玫瑰金手機，給兒子買了一臺筆記本電腦，“送給他玩游戲”。

“反正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家里有團圓飯。最重要的是一大家子都開心！”小梁笑著說。

　　這種消費習慣曾經引起小梁父母的不滿，但在小梁看來，這就是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比如說，我可能會花一個月的工資去買一部手機，或者一件名牌衣服，但父母他們難以理解。我們在消費上更傾向于滿足自己的內心需求。”

　　小梁的父親今年55歲，從2000年起就在北京打工，登上1月21日北京開往合肥的G325次列車，他還有點不太適應，“上次坐動車回去還是孫子出生的時候，急著趕回去，沒辦法”。

　　在他的記憶里，以往過年回家買張站票都難，火車上總是擁擠不堪，人們手里提著大包小包，肩上扛著蛇皮口袋，“連鋪蓋卷都舍不得扔，要帶回家去”。

“如果換一身衣服，我跟北京人沒什么區別”

　　消費觀念上的差異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差距是夢想的不同。小梁最大的夢想，就是融入這座城市。

　　不同于掙夠了錢就回老家的父輩那一代，小梁和他的同齡人對城市生活有著更天然的親切感——他們基本上都至少受過中學教育，有些文化，很早就有城市生活經驗，能夠很快接受新生事物，這些都讓他們對城市生活更駕輕就熟。

小梁自信，“出了工地，如果換一身衣服，我跟北京人沒什么區別。”如果說父輩們在城市只是為了生存，他們則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質和尊嚴，“來城市打工不單單是要掙錢，在心理上也很渴望能夠融入這座城市。”

　　為了在這座工作的城市扎下根，小梁比同齡人付出了更多努力。在小梁工作的建筑隊里，80后、90后農民工一般占1/3左右，但大多數人都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流動性很大，“像我這樣堅持5年干建筑的很少”。

　　小梁從2010年來到北京，一口氣在現在這所建筑公司干了5年，從一名填土、夯地基、軋鋼筋的小工逐漸干到一名小工頭。看圖紙、指揮塔吊、檢查施工質量……這些工頭干的活，都是“自己當小工的時候一點一點留心學來的”。

　　2012年，在通州京杭廣場工地，“31層的樓蓋到22層的時候還沒裝施工電梯，爬上爬下全靠體力”，小梁得不斷到各個樓層檢查施工進度，一天要爬十來趟，爬到最后，“爬上22樓只要4分多鐘，下樓只要3分鐘”，工友們都“驚呆了”。

　　“工程封頂的時候，鞭炮噼里啪啦一響，特有成就感，就像上學的時候期末考試考完了一樣。”小梁說，每當這個時候，他心里都會對這個城市涌起一股“建設偉大首都，我也出了一份力”的自豪感。

“我能融入這個城市，但有時候這個城市卻容不下我”

　　同樣在2012年，小梁的孩子降生了，這讓他扎根北京的心有了動搖。自己在北京打工，孩子和媳婦在安徽老家，小梁心里多了一層牽掛，“最絕望的時候就是孩子生病了，自己在這兒干著急，一點辦法沒有。”

　　再過兩年，兒子就要上小學了，“也許到時候我該考慮回老家了。”小梁說，孩子入學難、辦證難、就醫難，仍是困擾農民工最現實的問題。拿就醫來說，現在農民工雖然能享受新農合惠民政策，可是由于異地不對接，在外打工生病了還是難以報銷。“現在年輕，辦證、看病問題都可以忍，但是將來孩子上學是個大問題，我不能讓他像我這樣荒廢了學業。”小梁說。

有時候，小梁也感到很不公平：我們農民工為城市貢獻了這么多，為什么難以享受城市發展的紅利？為什么社會給予農民工的待遇，遠遠低于他們對社會所做的貢獻？

　　“我們農民工是一個很大的群體，控制大城市規模我們可以理解，但是不是能接納我們的孩子，能不能讓醫保在全國通用，給我們解決后顧之憂？”

　　“最郁悶的就是，我能融入這個城市，但有時候這個城市卻容不下我。”小梁嘆了口氣。說話間，列車轟隆隆駛出北京，車窗外是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看著窗外的田野，小梁有些茫然。

“夜晚有燈光的房子，差不多都只有留守老人在家”

　　列車到達合肥站時，已近下午5點，天空黑云壓城，眼看一場雨雪天氣就要來臨。小梁的家住在臨近合肥的淮南市壽縣三覺鎮魏荒村，離這里還有一個多小時車程，要回到村里，還得輾轉幾十公里。

　　汽車進入壽縣境內，丘陵和農田漸漸多了起來。“我們壽縣出過兩個成語，一個是草木皆兵，一個是雞犬升天，歷史上做過好幾次都城。”一路談起家鄉壽縣的輝煌歷史，小梁顯得興致勃勃。

　　然而，比起歷史上的熱鬧輝煌，如今的壽縣顯得有幾分蕭條冷清。壽縣擁有135萬人口，是一個勞務輸出大縣。僅是小梁所在的魏荒村，全村3000多人口中就有1300名外出務工人員。青壯年男子外出務工，婦女老人兒童在家留守，在壽縣農村，基本上“家家如此”。

　　晚上6點多，汽車到達三覺鎮時，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車窗外，天空中開始飄起雪花。據天氣預報，安徽省將迎來30年來最冷的一次寒潮。3米見寬的村村通公路上空空蕩蕩，刺骨的寒意讓人不禁瑟瑟發抖。

　　在公路兩側，一排排兩層小樓錯落有致，但亮了燈的卻寥寥無幾。“現在打工的大部分都還沒回來呢。”小梁指著那一排房子說，“你看那些亮著一點燈光的房子，差不多都是只有留守老人在家。如果家里打工的回來了，那一定是燈火通明。”

小梁家也是如此。憑著這些年打工掙的錢，小梁一家也在村里蓋起了兩層小樓，但樓房大部分時間都閑置，一家9口人，一年到頭只有岳父岳母、妻子和4歲的兒子偶爾住在這里。

　　“我們老在說城市房地產的空置率，其實農村房子的空置率是最高的。”小梁打趣說。

　　“這種現象在農村很普遍，平時冷冷清清，一年里也就過年那幾天熱鬧勁兒。”小梁說，“等到臘月二十幾，在外打工的人都放假回家了。那個時候，村里就會堵車堵得跟北京一樣！”

“現在回老家，最受不了農村的安靜”

　　魏荒村有700余戶人家，3600多名村民。據村支書魏敬業介紹，村里差不多所有的40歲以下的成年人都常年在外打工，只有過年才回家，“通常，只有很小的孩子和老人才住在村里。但大部分都會在五六十歲時回老家。誰想在大城市過一輩子？空氣太差，生活太艱難。”

　　小梁的父親也是這樣打算。過了年，他將56歲，“很多工地都不收了”，他的最終目標是回到老家的兩層小樓里，享受田園的寧靜，自己種點糧食蔬菜，過著農民的簡單生活，頤養天年。

　　但對于小梁來說，這種目標顯然是自己無法接受的。

　　“并不是說對農村生活沒有感情，但是這種感情沒有父輩那么深刻、那么依賴。”在他看來，父母那一輩人，土地曾經是唯一的經濟來源，所以有安土重遷、葉落歸根思想。而到了自己這一代，從學校出來就進了城里，從來沒有依賴土地實現人生改變，生活習慣早已跟農村脫節，“家鄉的牽掛不再是物，而只是人。”

“現在回農村老家，最受不了的就是太安靜，一到晚上五六點鐘，就只聽見狗叫，安靜得讓人窒息。”小梁說，有時候晚上在村里散步，只有一些老頭兒老太太在門口坐著，心里會涌起一陣悲涼感。這個時候，他總是懷念起城市夜晚的燈火通明。

　　小梁還記得，有一年過年他沒有回老家，一家人在北京的建筑工地里過的春節。“外面很冷，屋里暖氣很足，出門走幾步就是超市，孩子在商場里蹦蹦跳跳，那次過年，我頭一回感覺，在北京過年真好！”

“我們這一代，游離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但我們得奔著城市去”

　　如今，家里最讓小梁牽掛的，是正在上幼兒園的寶貝兒子。雖然有妻子和岳父岳母在家帶著，小梁還是不放心：妻子在老家一家工廠里上班，工作、孩子難以兼顧；岳父岳母年事已高，手腳已不靈便。

　　回家鄉吧，收入銳減不說，一時半會還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留在北京吧，總歸漂泊無根，孩子上學也是個問題。在家里，他是這個小小家庭的頂梁柱；而回到北京，他不過是70多萬茫茫建筑大軍中渺小如塵埃的一員，這讓小梁有些進退兩難。

　　“有時候，覺得農民工這個身份就像它的稱謂一樣，很矛盾。我是工人，也是農民，我的戶口本上寫的是農村戶口，我還有兩畝土地，我一年有300多天生活在城市，但是我過年需要回去，辦事需要回去，孩子上學也需要回去。身份證丟了，我需要千里迢迢趕回老家補辦，幾天之內還得趕回來，疲于奔命。我生活在城市，但我的戶籍，我的一切的關系，都總是在農村。”一口氣說完這些話，小梁感到很暢快。

“我們這一代，還處于徘徊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一種游離狀態。”小梁總結道，“但社會發展的趨勢總是向著城鎮化發展的，我們得奔著這個方向去，不可能再回到農村。”

　　小梁心中的榜樣，就是自己的舅舅張士家——村里第一個出去闖北京的人。1991年，張士家第一次來到北京建筑工地打工時，人生地不熟，工作機會也少，經常被當做盲流到處趕，30平方米的宿舍常常睡七八十人，“有時候半夜出去撒泡尿，回來就沒睡的地方了。”

　　跟著張士家一起的農民工，有的掙了點錢回家了，有的受不了離開了，只有他在北京一干就是20多年，堅守到了現在。這份堅持也讓他成就了村里的許多項第一：第一個買BP機，第一個買手機，第一個買汽車……

　　“對于我們這種出去務工的，榜樣的作用相當大。”小梁說，現在全村都在外地做建筑工，基本都是靠舅舅一手帶動的——甚至小梁的父親、弟弟、四個叔伯、三個舅舅、兩個姨夫，以及大多數堂兄弟、表兄弟都跟著干了這一行。

　　“舅舅的榜樣給了我這樣一種信心：任何一個職業，只要你用心去做，都會有所成就。”小梁說，如今，他可以為了實現一個工期目標幾天幾夜不睡覺，可以把計劃排得很細，正是得益于這樣一種“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信念。

　　想通了這一層，小梁有時候也覺得先不用去瞎操心何去何從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做好當下的事。

　　至于新的一年嘛，“希望自己能考一個建造師的證書，所以首先要拿下成人自考，弄個本科學歷。然后，家人能夠健健康康，工作有更好的業績。”小梁說，“至于房子啊，車子啊，我想有一天都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