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周至縣終南鎮龐仁堡村27歲的留守婦女給兩個一歲半的雙胞胎女兒灌下毒藥后，自己也服毒自殺。最終，兩個孩子經搶救生還，她們的媽媽卻永遠地離開了。

　　3月27日，四川省大竹縣唐成芳自殺了，不只如此，她還親手把毒藥喂給了三個親生孩子，大女兒八歲，小兒子只有八個月。后來，搶救過來的唐成芳被問及為何要這么做時，她說：“我活著太累。”任麗麗和唐成芳自殺的背后，是中國4700萬留守婦女問題的縮影。男人們都出去打工了，留守在家的婦女們，不僅要承擔巨大的生活壓力，還要忍受長期的孤單寂寞和單調的日復一日，以及兩地分居所帶來的巨大的精神壓力。

　　陳惠芹抱著果果，去追光著腳丫，搖晃著跑出去的木木。“回來！回來！”她喊著，木木卻并不理會，撲踏踏一直跑到了大門口，正好老伴兒李守民從外面回來，一把將他抱了起來。

　　果果和木木臉上都臟兮兮的，指甲也很長。陳慧芹說，孫女剛學會跑，一個都難管，何況兩個？一說起孩子，五十多歲的她不免有些凄惶。

　　兩個多月前，孩子的母親，年僅27歲的任麗麗服毒自殺了。在服毒之前，還把農藥給兩個一歲半的孩子灌了下去，幸好，孩子經過緊急搶救，從鬼門關里逃了回來，可任麗麗卻永遠地走了。

>>“80后”母親突然服毒“不可思議”

　　“她喝了藥了，心疼娃以后日子不好過，就給倆娃也喂了藥，唉……”

　　在陳惠芹眼里，二兒媳任麗麗原本是個聰明孝順的女人，可自去年底到今年初，因為孩子奶粉的事兒，婆媳間鬧了點別扭，不過，也絕沒到非要以死相抗的地步。

　　兩年前，任麗麗嫁到周至縣終南鎮龐仁堡村后，就和村里很多婦女一樣，成了留守婦女；一年后，又成了留守母親。終南鎮是周至縣的大鎮，龐仁堡村是鎮上的大村。但一大早走進村里，卻很少見到村民。年輕人要么在外面打工，要么念書上學，留下的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有人開玩笑說：都是些“死老漢病娃”。

　　陳惠芹家在村委會附近，一座兩層小樓。從外面看，像是才落成不久。但進屋后，沒有家具，只有孩子的玩具和雜亂擺放的農具。陳慧芹說，自從二兒媳死后，為了能給老公出門打工騰出時間，她只好一個人帶兩個孫女，再累，也得硬撐著。

　　老伴兒李守民今年56歲，因為要給大兒子結婚四處借錢，2006年才蓋起這座樓房。“樓房從外表看還行，實際上沒打圈梁，全憑兩邊鄰居的房子支撐。”李守民說。

　　“去年4月總算把婚結了，大兒智力上有點障礙，但干活什么的還行，大兒媳婦小時候患過腦膜炎，現在除了能在家里做做飯，幫些小忙，生活基本上還要我們給照應著。”

　　相比之下，二兒李學清(化名)就讓老兩口欣慰一些，“雖然不好好念書，連小學都沒畢業，可腦子還行，干啥也麻利。”

　　李學清16歲就出去打工。5年前，他在西安一家民辦學校里幫廚，一次偶然幫助了一個在學校里被人欺負的學生，從而認識了這個學生的姐姐，也就是任麗麗，隨后兩人接觸了一年，便結婚了。

　　“剛來的時候可孝順了，她爸(李守民)從外面一回來，就給端上熱水，說話客氣，干活麻利，對這個媳婦，我倆真是高興、滿意。”

　　任麗麗那時也在西安打工。作為同樣家境清貧的她，出來闖蕩的時間也不比丈夫晚。陳惠芹說，兒媳任麗麗勤快，眼里有活兒，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較內向，說話聲音小，在村里也不太主動跟人搭話，更不愛串門子。

　　誰知道就是這樣一個人，卻走了這樣極端的一條路。

>>“我還勸她，咋就不想活了呢？”

　　“她有時抱娃過來，就坐在院里，不說話，我問她一句，才說一句。”忙著搞獼猴桃人工授粉，不停地擦著汗的李麗說。李麗今年23歲，云南人，長相甜美，與任麗麗一樣，同屬“80后”，一年前，也都從留守妻子成了村里的留守母親。但李麗性格開朗，大方，講話總是含著笑意。

　　2011年年底，她在深圳打工時認識了丈夫，經短暫交往，便從云南昭通嫁到了周至。開始，她還想和丈夫一起去打工，但有了孩子后，就在家看孩子，丈夫在西安打工，“還好啦，他一個星期就回來一次，有事倆人起碼可以商量商量。”

　　李麗的家與任麗麗住的老屋、新房都不遠，故每次任麗麗經過她家，都要跟她坐上一會兒。任麗麗出事前，也曾給李麗打過一個電話，說“自己不想活了。”

　　“我還勸她，咋就不想活了呢？”李麗蹙著眉頭說。在她看來，生活的壓力和困難總是暫時的，有什么想不開的呢？

　　可打過電話的第二天早上，任麗麗就“走了”。

　　任麗麗家在旬邑的大山里，因為家窮，為了讓弟弟念書，她早早就放棄學業，去南方打工。嫁給李學清后，兩人感情很好，美滿的生活剛剛開始。

　　結婚第三年，他們有了果果和木木一對雙胞胎。原本希望有一個男孩的，一下有了兩個，雖然喜出望外，但為了養育兩個孩子，李學清不得不經常外出打工掙錢。

　　見任麗麗帶兩個孩子比較吃力，陳惠芹便主動要求，幫著帶一個。2011年一年全家都很忙，又是蓋房，又是給大兒子娶媳婦，家中開銷很大。陳慧芹盡管累，但還是硬撐著。陳慧芹自己沒有收入，收入主要來自老公的打工所得，手頭也不寬松。

>>最后一根稻草：娃又沒奶粉了

　　李守民說，去年新房蓋好后，原本他希望一家人住在一起，但任麗麗夫婦愿意住老房，就沒搬過來。不過，自從他和老伴兒與大兒夫婦搬到新居后，他就感覺任麗麗跟家里人疏遠了，“平時很少過來，一個月偶爾才帶著娃來屋里轉一兩次。”

　　任麗麗較瘦弱，身體不好，生產后沒有奶水。而那時，李學清在建筑隊干活兒，一年到頭，總要干完才能拿上錢。雖說年底總可以拿到錢，但當下娃都沒啥吃，沒辦法，兩個孩子的奶粉錢只能暫時靠爺爺李守民出。

　　去年10月，見兩個孩子一月光奶粉錢就得400元，加上擔心奶粉質量不好，陳惠芹便在外面花550元買了一只母山羊，開始用羊奶喂兩個孫女。

　　春節期間，任麗麗帶孩子回娘家，陳惠芹見羊不下奶，就以650元賣了，準備開春后，等草長出來，再買一只。

　　誰知，任麗麗回來見老屋后院里拴的羊不見了，就有些無法接受。

　　出事的前晚，任麗麗給她說娃沒奶粉了。陳慧芹只好第二天一大早，跑到鎮上賣奶粉的親戚處，賒了一箱給媳婦送去。

　　結果到了門口，卻發現叫不開門，好不容易從后門翻進去，才發現出事了。沒有人知道這個年輕的母親最后做出這個極端行為前想了些什么：是長期的孤單寂寞，單調的日復一日？是對兩個女兒嗷嗷待哺，自己卻拿不出錢買奶粉，因而怨恨自己無能？是地里的莊稼、在外長期奔波的丈夫，嫁到異鄉沒人說話的疏離感，還是被賣掉的母羊，當晚就沒奶粉吃的兩個孩子的哭鬧而煩惱，沒有人知道這一切中哪一點成了最后的一根稻草。

　　由于任麗麗服農藥過多，還沒到醫院，人就不行了。最終陳慧芹的兩個孫女的命被挽救回來了。

留守母親的雙重壓力

既要照顧老小，又要忙農活

　　作為女人，馬霞霞也理解村中留守婦女是個什么境況。不過，對任麗麗之死，她認為只是一個極端特例。畢竟，村里其他的留守婦女都好好的。

　　在龐仁堡村，除了李麗、任麗麗，因為孩子而留守在村里的婦女還有很多。周至縣委宣傳部新聞科的楚亞恒常出差采訪，感覺農村留守婦女的確在增多，“前幾天去了一趟集賢鎮上的一個村，大概統計了一下，就有七八十人之多。”

　　周至縣婦聯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全縣有13.6萬婦女，前幾年關注留守兒童，去年也開始注意到了留守婦女的情況，“直至現在，雖然還沒有進行這方面的調查。但確實人數比較多。”

　　而在陜南一些山區，留守母親的現象就更為普遍。如鎮安縣永樂鎮，總人口66600人，留守婦女已達1705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留守母親。

　　“之前大家比較重視農村留守兒童，但后來發現，實際上留守婦女、留守母親的人數也在逐漸上升。”鎮安縣婦聯辦公室主任楊曉玲說。

　　記者在鎮安縣青槐、典史、巖灣等鄉村走訪發現，實際上，留守兒童只是留守婦女問題的一個表象而已。通常情況下，在農村婦女妊娠后期和生育初期，乃至孩子四五歲前，大多數女性選擇在家；而這段時間，就是不折不扣的留守婦女，等到孩子可以走動，念小學了，才可能與丈夫一道去打工。隨著留守兒童在離開父母后存在的種種問題，目前很多母親已選擇將孩子帶在身邊。可是，更多由于工作性質、收入、地域的差異，大部分母親還是做不到這一點，如此就只能留在家里。

　　“既要照看小的，還要照看老的，地里的活兒還要做，很是辛苦。”鎮安縣云蓋寺鎮的留守婦女劉嵐(化名)說，周圍親戚多，還能幫上一把，否則， “日子并不好挨”。有的家庭，“婆婆媳婦都是留守婦女，倆女人待在家里，首先不安全；其次難免磕磕碰碰，又有一大堆農活；最重要的是沒有現錢，遇到個啥事，當時就把人難住了”。

　　對于日漸顯露的留守婦女現象，鎮安縣婦聯2011年對全縣的留守婦女做了一次調查，發現全縣19個鄉鎮普遍存在留守婦女，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永樂鎮，有一萬多名，最少的是月河鎮120人。平均人數在四五千人左右。而從年齡分布上看，最大的85歲，最小21歲。從學歷分布上，則主要以初高中水平為主。

長期分居夫妻生活缺失，精神壓力大

　　“相比于養兒持家，她們在精神上負擔的壓力更大，很多家庭，近的一月回來一兩次，遠的，丈夫一年只能到年底回來，對于一個完整的家庭，這是很大的考驗。”鎮安縣米糧鎮副站長、鎮婦聯主席成芳說，農村婦女之所以留守，實際上也是無奈的選擇。

　　事實上，大多數婦女外出打工后，多數人已經適應了城市的生活，但由于結婚、生育再返回家鄉，并做不算短的“留守”時，心理上早已跟這個鄉村有了生疏感和距離感。

　　一位留守婦女對比在外打工的城市和自己的家鄉說：“感覺回來反倒像待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農活也干不了，日子太單調，整天煩得很，跟村里人也說不到一塊了。在城里雖然累，也辛苦，但干完活就沒事了，不像農村一天事情就干不完，鄰里關系也難處。在城里晚上去逛逛，上上網，吃吃飯，很有意思，最主要是倆人能在一起。”

　　但不管怎樣，她們留守的還是自己的家鄉，身邊有親人陪伴，和熟悉的生活環境。而一些婦女在外打工，最終遠嫁他鄉，不得不留守在自己完全陌生的鄉村。如龐仁堡村的留守婦女李麗，原想著從云南嫁到陜西后，雖鄉土迥異，但希望卻在城里：“想著一結婚，我們就去城里打工生活，結果孩子出生了，他一個人的工資又不夠，就沒法了。”面對現實，她不得不接受丈夫外出打工，自己在家的留守生活。

　　“在老家我們都吃米飯，這里整天都吃面食，你說我怎么能吃得慣？才來的時候，村里連個聊天的人也沒有，簡直都快要悶死了。”李麗說，慶幸的是，公公婆婆看在自己是遠道來的媳婦，非常照顧，丈夫也很顧家，不忙了就回來，所以，還沒感覺到特別的苦悶。

　　點點滴滴的苦悶情緒徘徊在留守婦女身邊，成為她們集體流露出的一道灰暗表情。

8700萬留守人口

過半是婦女

　　原鎮安縣高峰鎮辦公室負責人、現鐵廠鎮干部劉茜說，農村留守婦女不光要照顧老的，小的，還要種地，勞動量大，而且最主要是生活過于單調，“現在農村安全還行，侵擾婦女的不法情況還較少，關鍵是文化娛樂幾乎是零，生活枯燥。”中國農業大學關于農村留守人口的調查顯示，目前全國有8700萬農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萬留守婦女。調查發現，一些留守婦女長期處于性壓抑狀態，從而導致“69.8%的留守婦女經常感到煩躁，50.6%的留守婦女經常感到焦慮，39.0%的婦女經常感到壓抑”。

　　中國女性學專家李銀河就農村留守婦女生存狀況認為，“我覺得留守婦女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雙重負擔問題(下田和家務)，二是夫妻生活的缺失。許多外出打工的男人一年才回家一次。男性農民工的性需求如何解決的問題已經引起一定程度的社會關注，可是留守婦女的性需求卻根本無人問津。”

　　有專家指出，城鄉二元體制是形成留守婦女現象的主要原因。全國婦聯《中國農村婦女狀況調查》中指出，農村家庭中的兩地分居狀況，不但可能影響到農村勞動人口的性別結構，也會影響到農村家庭的婚姻生活質量。

　　“一個完整的家庭，誰都不愿意分開，農村婦女也一樣，很多農村家庭嘗試過舉家外出，可一旦生了孩子，他們的打工收入沒辦法在城市維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女方就只能帶孩子回農村。”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婦女研究專家趙淑真說，雖然現在，根本解決婦女“留守”的現狀，還需要一個過程，但從家庭和社會和諧角度說，各方面都應創造條件，給她們更多的更人性的關懷，“關注她們實際上就是關注農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