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放開后： 一孩家庭生育意愿調查

　　聚焦十三五

　　以宜昌市為樣本的調查結果顯示，育齡婦女不愿意生二孩的首要原因是教育費用太高，占比達52.8%；婚嫁成本高是第二大原因，占22.8%；第三大原因是“沒有精力帶孩子”，占21.8%。總之，經濟壓力成為城鄉家庭一致公認的不生二孩首要原因。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發布后，“全面二孩”政策迅速成為最熱話題，在諸多行業引發連鎖反應。這也意味著實施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

　　11月5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公開表示，目前相關工作進展很快，現在開始懷孕應該不算違反政策，只要二孩是在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頒布后出生，就是符合政策的。

　　楊文莊表示，今后幾年出生人口總量會有一定程度的增長，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預計超過2000萬人，預計2030年我國總人口為14.5億人。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專家也認為，短期內會有小增長，最高年份出生人口預計2200萬左右。

　　不過，民間對“二孩政策”的響應能否達到預期，才是當下官方、學界和企業界最關注的問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通過采訪數十國內各大小城市符合生育二孩資格的家庭，綜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湖北宜昌做的40萬育齡女性生育意愿調查(下稱“報告”)發現，目前經濟基礎是家庭考慮是否生二孩的第一條件。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80后”年 輕人大多表示孩子教育、醫療成本過高，不會輕易考慮生育二孩；一線城市富裕家庭以及三四線地級市和縣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則相對略高。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人口學系教授楊菊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人口政策實際上就是要適度的調節和平衡育齡家庭在一孩和兩孩之間的選 擇，其實還是要看政策的保障程度。所以推進家庭友好型政策，尤其是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這兩大方面的推進速度能不能跟上，是消除這些中間群體尤其是育 齡女性疑慮的關鍵。

　　有國家衛計委官員在地方調研時稱，各級黨委政府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響應國家調整政策，并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使老百姓該生的能生，這個成本和代價對國家是有利的。

　　與此同時，計生工作和相關部門必須轉型的問題，已經是一個共識。據透露，衛計委最近也在調研如何實現轉型，例如從過去的行政管理為主轉變為服務為主。

　　家庭：經濟壓力排首位

　　“不用花心思運作，也可以生二孩了。二孩計劃可以正式列入家庭議程。”中部某省會城市公務員張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熟悉法規的張華在結婚時就“留了一手”。他讓妻子的戶籍留在娘家，準備一胎后，和妻子假離婚，讓妻子回娘家生二孩。

　　“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后，張華去醫院婦產科咨詢，醫生反饋稱，為二孩來咨詢的人并不如想象中多，“想生的總會有辦法生”。這其中，還有不少是和他一樣的體制內公務員。

　　張華說，對于他這樣體制內的公務員來說，二孩政策防線的解除，無疑是個好消息。而他接下來要考慮的，首先就是經濟問題——小孩教育、醫療，以及妻子是否能當全職媽媽。

　　張華的大學同學圈里，留在北上廣深以及二線城市的人中，準備要二孩的并不多；而沒有上大學的高中同學，很多都留在老家縣市上班，多在前幾年就生了二孩。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北京、上海、武漢的二十余個已經生一孩的家庭，夫妻雙方均受過本科及以上教育，職業分布在國企、律師、公務員、媒體等行業，反饋準備要二孩的家庭只有2個。

　　這些不愿意要二孩的家庭，幾乎都提到了“經濟壓力大”；而出現頻率第二高的原因則是“沒有精力再照顧一個孩子”。

　　今年8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石智雷團隊以宜昌市為調研對象，從處于15-60歲年齡段的女性中隨機篩選出40萬個樣本進行生育模式和生育 水平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育齡婦女不愿意生二孩的首要原因是教育費用太高，占比達52.8%；婚嫁成本高是第二大原因，占22.8%；第三大原因是“沒有精力帶孩子”，占21.8%。總之，經濟壓力成為城鄉家庭一致公認的不生二孩首要原因。

　　而在三四線地級市，生育二孩的意愿要高很多。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四川宜賓市5對要二孩的家庭，發現其共同點是家庭年收入在20萬-30萬左右，職業集中在電力、醫院等當地相對較高收入行業，且雙方父母的經濟條件也較好。

　　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年輕人普遍反映經濟壓力太大。部分“80后”在北京郊區買下第一套房結婚，有了第一個孩子后，目前正在考慮在中心城區換 一套學區房，已被壓得喘不過氣來；還有部分“80后”，在北京處于租房子階段，房子以及孩子的戶口、教育等都是難題，這部分人堅決表示暫時不會考慮二孩。

　　北京的“70末”全職媽媽丁悅，去年辭職去美國生二孩。她在北京的朋友圈子里，生二孩和準備生二孩的比率比較高。這批人的共同特點是，年齡在35歲左右，經濟基礎良好，女方可以或者已經做了全職媽媽。

　　“兩個孩子的話，很多媽媽都會考慮全職在家。”她身邊就有很多博士和博士后的全職媽媽。丁悅說，朋友中很多人在“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前就已經在境外或者通過其他方式生了二孩，而因此次政策放開選擇生二孩的，多是體制內的老師、醫生、公務員。

　　作為“過來人”，丁悅表示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是否生二孩，包括多個方面的考慮，對于大多數北京家庭來說，第一考慮的是經濟承受能力，其中最重要 的是孩子的教育支出。以部分在國外生二孩的家庭為例，他們的孩子大多沒有打算參加國內高考，從小開始在北京上私立國際學校，一年學費和社交娛樂活動費用加 起來平均也有20萬元左右。

　　精力不夠是僅次于經濟壓力的第二個難題。上海一位“80末”媽媽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她正在考慮要二孩，唯一擔心的是精力不夠，生二孩時 父母年紀也大了，能幫的忙有限；另外，即便有老人或者保姆幫帶孩子，作為負責任的家長，她也希望自己能夠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受訪家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合資格的家庭都會希望家里多一個孩子，畢竟一個小孩太孤單，但前提是經濟實力和個人精力跟得上。這說明，如果公共服務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開，很多家庭也不敢輕易生育二孩。

　　國家：單獨二孩政策效應低于預期

　　全面二孩政策疊加之前的單獨二孩政策，是否會出現人口爆發性增長？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向五中全會作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說明時指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基于兩個考慮。一方面，實施單獨二 孩政策以來，全國符合政策條件的夫婦有1100多萬對，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請的只有169萬對，占比為15.4%。另一方面，我國人口老齡化 態勢明顯，2014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歲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勞動年齡人口開 始絕對減少，這種趨勢還在繼續。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是站在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重大舉措。

　　11月4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階段全國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條件的夫婦大約有9000多萬對，其中 60%育齡婦女超過35歲，40歲上下的各占一半，城鄉比重差不多。楊文莊預測，未來幾年的出生人口會有一定程度的增長。最高年份預計會超過2000萬 人。

　　但是，認為“全面二孩政策效應影響有限”的觀點也不少，其主要依據是單獨二孩政策不如預期。

　　“單獨二孩”政策出臺時，國家衛計委人士稱，大概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00萬人左右。2015年初，衛計委公布了截至2014年底的“單獨二孩”申請數為106.9萬；2015年上半年數據，全國單獨夫婦的再生育申請數為46.34萬。這些數據都距200萬有相當差距。

　　對此，國家衛計生委官員在接受采訪時強調，“單獨二孩政策和當時的預期非常符合。”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們的生育意愿在不斷的變化。據了解，2013年，調查發現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家庭有60%希望生育，2015年的調查顯示，只有39.6%的家庭希望生育二孩。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湖北3個地市獲取的反饋，均是單獨二孩政策效果低于預期。

　　湖北一位地市計生系統官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下一步他們會做目標人群摸底調查，做完調查才能對二孩政策效應有所預判。目前該市20-29歲的育齡婦女人數，呈逐年下降趨勢；放開單獨二孩后，當地出生人口有小幅度上升，但未如預期。

　　上述計生系統官員表示，作為一個人口凈流出的中部地級市，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對城市發展來說不是利好。放開全面二孩應該能帶動當地人口出生率有一定幅度回升，畢竟相對一線城市來說，三四線城市生活壓力小一些。

　　事實上，在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前的10月24日，國家衛計委在湖北開了一場低生育地區生育政策響應專題研討會。參會者包括國家衛計委官員楊文莊、 湖北省衛計委主任楊云彥以及國內學者。他們討論的報告，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石智雷完成的國家課題——低生育地區的政策響應與家庭發展 能力問題的調研結果等。

　　報告以宜昌市為例，從處于15-60歲年齡段的女性中隨機篩選出40萬個樣本，調查的核心正是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全部樣本的二孩生育意愿比重為35.8%，總體二孩的生育意愿相對較低。

　　北京大學[微博]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表示，當前關注的重點一是現有政策調整會使生育率有多大的反彈；二是在生育反彈不足的情況下采取什么措施鼓勵性生育。政府現階段主要關注的是第一個事情。

　　喬曉春預計，全面二孩放開后，短期內出生人口會有所增長，但最多每年新增300萬-400萬，最高估計在600萬-700萬，加上目前1600萬左右的年出生人口，年出生人口峰值預期在2200萬左右。

　　地方：如何破解“不敢生不想生”

　　在部分人口學者看來，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只是個開始，接下來教育、醫療等多個職能部門也需要有積極的配套政策，甚至部分低生育率地區需要出臺激勵政策。

　　石智雷在給國家衛計委做報告時提到，針對個別地方生育水平長期低迷現象，政府及相關部門應該意識到長期的累積效應必將對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構成巨大的壓力，政策的積極干預已經勢在必行。

　　喬曉春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目前總體的生育意愿較低，二孩政策效應釋放結束后，再加上新一代年輕人生育觀念的變化，人口出生率的趨勢是越來越低。他建議，未來計劃生育政策需要在全面二孩的基礎上進一步放開。

　　楊文莊在10月24日的研討會上總結稱，“沒生是什么問題？收入有問題、機會成本的問題、子女的問題、教育的問題。”

　　他在會上反問地方官員：“政策下來以后，難道只是讓目標人群去響應嗎？現在該生的不生政府有什么責任，我們能不能梳理，解決群眾符合生但是不敢生不想生的問題，能不能拿出幾條措施？”

　　在楊文莊看來，各級黨委政府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響應國家調整政策，并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使老百姓該生的能生，多生一個就減少一個家庭失獨的風險，這個成本和代價對國家是有利的。

　　石智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為了調研民間對激勵政策的態度，他們做了激勵政策模型實驗研究。

　　在針對40萬育齡婦女的調查中，他們首先詢問了受訪者的再生育意愿，對于“是否生育二孩”回答“否”或“沒想好”的受訪者，再追問其對于激勵政策的態度。

　　激勵政策的模擬試驗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對第二個孩子，每個月發放撫養補貼100元，直到孩子18周歲”；第二，“對第二個孩子，由國 家提供2000元婚嫁保險”；第三，“對第二個孩子，實行入托或入幼兒園免費”；第四，“對第二個孩子，直接追加分配一人份的田地和宅基地”。

　　在上述四種政策激勵效果的橫向比較中，“入托或入幼兒園免費”的激勵效果最為明顯，且明顯高于其他政策試驗的激勵效果。對于原本不準備再生育的 人群，該激勵政策的響應比重可以達到20.6%；對于原本猶豫不決的人群，該激勵政策的響應比重則可以達到59.1%。其他三項模擬政策的激勵效果差異不 大(見表3)。

　　報告認為，應該改變過去各個省份“一刀切”的人口政策，根據不同地區人口規模和綜合承載力，制定差別化的人口生育政策。

　　報告建議，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的下一階段，到2018年，中央和國家衛計委制定基本方針，各地區根據各自不同區域的生育水平和特殊性，制定相應 的差異化政策或條例；2020年政策全部銜接，各地根據當地的社會和經濟需求制定合理化的人口政策，相應的激勵性政策完全落實。

　　報告還建議，借鑒發達國家采取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在生育政策調整的下一個階段，在局部超低生育地區，建立二孩撫育成本分擔機制，利用優惠政策的引導進行相應的刺激。

　　在具體的政策刺激上，報告建議，對于超低生育水平地區，未來應出臺二孩的補貼政策。第一，對于生育二孩的家庭給予相應補助；第二，政府擴大醫療 扶助政策，在全國范圍內提供免費產檢等政策；第三，政府應對早期教育補貼政策進行傾斜，建立學前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采取少部分幼兒園實行入托或入幼兒園 免費的優惠政策；第四，考慮延長二孩育齡婦女帶薪孕產假、父親帶薪陪護假等假期獎勵政策。

　　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媽媽中，擇校難、看病難是各收入階層都擔憂的問題。

　　人口政策轉型契機

　　相對單獨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意味我國30多年來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徹底轉型。石智雷認為，當下正是計生系統以及我國人口政策轉型的契機。

　　在基層計生系統工作了20多年的老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現在的政策風向很明顯，相對以前來說，計生系統的管理功能，很大程度上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服務功能。對于基層人員來說，最難的是適應這種思維的轉變。

　　喬曉春認為，二孩政策的放開，意味著中國人口政策的轉變，過去的思路是“管”，讓人少生孩子，從懷孕到生孩子處處設卡；現在除了放開二孩，整個工作思路應該轉向“服務”，以前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社會撫養費、二孩審批等應該適時轉變。

　　不過，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五中全會雖然提出“普遍二孩”，也同時強調“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也就是說，計劃生育仍舊是基本國策，這一點沒有變。在這個前提下，“一票否決制”不會取消。

　　近日，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將進一步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取消二孩審批，實行生育登記服務制度。

　　據湖北計生系統人士介紹，目前他們已經從傳統的“業務領域”職能，比如通過節育措施控制生育等，在往流動人口管理、婦嬰保健、早期教育等方面突 破，更多履行公共服務職能。比如2014年，湖北進行了生育證制度改革，取消一孩生育審批，變行政審批為主動發放，從生育管理往健康服務方向轉變。

　　北京一位專家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2013年，原國家人口計生委與原衛生部合并后，在機構設置上，衛生計生委設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計劃生育家庭發展司、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司，已經是在強調計劃生育服務職能；二孩政策放開，就是明確信號。

　　石智雷建議，當下應該改計劃生育政策為家庭發展計劃。家庭發展計劃強調以家庭為單位，給家庭更多的自主權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和生育間隔，政府或計劃生育機構提供指導和適當的輔助措施。

　　當前，適齡人口生育意愿明顯降低，婦女總和生育率明顯低于更替水平，少生優生已成為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在許多學者以及基層計生管理部門看來， 我們國家人口基數大這個現實短時間內不會有改變，是否有鼓勵生育的政策，還要看接下來的實際效果。但是在一些低生育率持續很久的發達地區，如何更快的推進 家庭友好型的人口政策和制度，降低養兒育女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記者 周慧 實習記者 宋興國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