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畢業了。
這個畢業季,我填了幾十張關于未來去向的統計表。在這所頂尖大學里,像我這樣本科畢業就工作的學生屬于少數,每一個老師都反復向我確認錄用通知是否靠譜,一定讓我聯系雇主開一張錄用證明。
學校的就業指導中心人山人海。擠在黑壓壓的人群里,我知道我馬上會成為密密麻麻統計表格里的一個數字,怎么想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每到畢業季,應屆生人數、就業率、就業平均薪酬的數據,總能吸引整個社會的目光。薪酬高低本是件私密的事,卻成了公眾衡量學校、專業優劣的重要標準,影響風評和后幾年的報考人數。
還在象牙塔里的人不聲不響地關注著這些表格,希望窺見數年后自己的境遇。而站在畢業分水嶺上的幾百萬分之一——比如我,則忍不住把難辨真假的平均薪酬數據往自己身上套,然后戲謔道:我拖了母校的后腿。
當然,這話是笑著說的。笑容能夠掩蓋焦慮。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今年普通高校畢業生比去年要多30萬人。還好在經濟增速放緩的今天,社會更加寬容了,“慢就業”和多元選擇,成為可以接受的事情。
但是,焦慮仍然從每一條縫隙鉆到校園中來。
讀大學時,我們目睹了北京房價翻番。有人算了一筆賬,想要在北京購買一套五環外的小房子,除了數百萬元的首付,月供超過了清華本科生畢業5年后平均薪水最高那個專業的月薪——至少根據那些薪酬統計數字是這樣的。同學們開著“清華北大畢業生都買不起房,還買學區房做什么”的玩笑,臉上帶著笑。
刺激著“天之驕子”神經的,還有一紙戶口,它意味著教育、醫療等一連串公共服務資源。最近幾年,高校畢業生落戶北京的指標也在壓縮,2017年起還實行“總量封頂”。根據清華、北大等高校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最近4年,它們的本科生留京率降低了近一半。我大學最好的朋友在父母的敦促下選擇了去深圳工作,因為那里是一線城市里唯一能為本科畢業的他立刻解決戶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