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標題：北京多座名人故居淪為破敗大雜院，改造成本巨大致使騰退緩慢）

­　　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基地曾配合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對該市舊城區332處名人故居進行考查，發現保存完好的僅有80處，多為紀念館、博物館、單位用房和名人后代獨院住房。其余200余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修情況。

­　　作為古都，北京市名人故居保護面臨的困境，其它歷史文化名城同樣存在。名人故居的困境如同一面鏡子，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只是文物保護一件事情，老舊城區人居環境不佳、產業低端、基礎設施不足。北京中心城區平房區戶均住房面積僅20平方米，且不成套，遠低于全市人均29平方米的水平，中心城區棚戶區改造，涉及在527個棚戶區中居住的23萬戶70萬名本地居民。

­　　在大雜院的包圍下，修葺再好的名人故居，也很難更好地發揮應有的文化教育功能，它需要與所在街區協同發展。而這，就涉及城市規劃、住房保障、人口疏解、產業結構調整、直管公房改革等諸多層面。

­　　菜市口是清代的法場，不少仁人志士遇害于此，其中就包括維新志士譚嗣同。出菜市口地鐵站，南行300米左右便是當年譚嗣同在京的寓所——瀏陽會館。1986年，譚嗣同故居被列為北京宣武區文物保護單位。

­　　這處承載著滄桑歷史的故居，如今卻是另一番景象：掉漆的木門，破舊的房屋，成排的電表，堆放的雜物，逼仄的過道……百年舊居已然淪為大雜院，破敗不堪。而這，就是當下北京名人故居的一個縮影，保護狀況不容樂觀。

­　　“從城市規劃角度而言，故居保護對提升城市形象的多樣性有重要意義，其蘊含的文化和歷史價值可以讓城市文化變得更厚重。一個城市如果缺少文化，便談不上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黃順江說。

­　　“謝絕參觀，請自重”

­　　蕭軍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區后海北沿鴉兒胡同6號。《工人日報》記者走訪發現，院中二層小樓已呈頹勢，一側墻壁爬滿爬山虎，墻上還碼著一排電表。二樓的門窗開關不一，鐵瓦長期暴露在外，已是銹跡斑斑……院墻外橫七豎八地停放著幾輛破舊自行車，院門上的朱漆顏料大片脫落，門前還有供街坊鄰居使用的垃圾桶。

­　　蕭軍是著名作家，上世紀30年代還成為“東北作家群”的領軍人物。1951年，他因工作調動來到北京，直到1988年病逝前一直居住于此。

­　　如今，故居已沒有門牌號，且周邊沒有任何關于故居的標示，只有破敗的門上隱約寫著幾個歪斜的字：鴉兒胡同6號。加之舊宅位于丁字路口，不依靠導航的話很難找到。舊宅鄰居大媽告訴記者，蕭軍去世后，家人就搬了出去。

­　　“聽說這房子都給別人了。”附近香火鋪老板告訴記者，“房子已經塌了一半，這些年沒見過人進出，已經廢棄好久了。”她還表示，房主曾打算重修宅子，但在胡同里動工，少不得給街坊鄰居一些費用，成本過高也就不了了之。

­　　正值中午，相比蕭軍故居的冷清與寂寞，胡同另一端李記醬肉爆肚鋪已排起了長隊。“除了個別文藝青年會來這打聽，一般也沒啥人來。”香火鋪老板說。

­　　位于東城區帽兒胡同37號的婉容故居，是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婚前住所。婉容被選為皇后后，此宅曾大規模改建，西路四進院落為居住區，東路三進院落為私家園林。

­　　如今這處院落也成為普通民宅。在故居的說明牌上，有院內住戶用粉筆寫的“私人住宅，謝絕參觀”字樣；在宅院門上，同樣寫有“謝絕參觀，請自重”字樣。在大門與照壁之間的過道，路面已經坑洼不平，并擺放著多輛破舊車輛，堆疊的磚塊、拉扯的電線隨處可見。

­　　事實上，譚嗣同故居、蕭軍故居、婉容故居的情況并非個例，據統計，僅北京市西城區360多處不可移動文物建筑，就有165處用于居民居住、存在安全隱患或被不合理使用，部分甚至存在嚴重安全隱患。

­　　騰退賬單不是小數字

­　　保護名人故居的呼聲，近年來多次見諸報端。但名人故居保護現狀不盡人意，卻是諸多原因導致的。

­　　據介紹，譚嗣同故居屬于“直管公房”，產權歸房管局所有，因此修繕工作與日常維護屬房管局。而對于住戶來說，由于沒有產權，自然不會像愛惜自家房子那樣維護故居。

­　　“舊城房屋不能參加房改，沒產權，無法交易，我們沒法自己賣房搬走。”有居民如是說，產權模式的滯后，使得即便有人愿意接手修繕，也難以涉足。

­　　修繕維護淪為大雜院的名人故居，前提是騰退住戶。北京市西城區文委主任孫勁松曾表示，西城區需要騰退的文物面積近13萬平方米，資金投入以百億元計，還要配建相應的安置房。而這樣的投入，遠非一區財政收入力所能及。

­　　擁有131處名人故居的東城區，也因為房價節節攀升，改造成本巨大致使騰退緩慢。而微循環、漸進式的房屋修繕模式，由于缺乏統一有力的疏解安置政策，外遷安置房吸引力、大規模人口疏解資金、騰空房屋后期收益不足等因素，難度較大，人口疏解效果也不明顯。

­　　“如何清退現有住戶是最大難題，而修復成本是必須算清的經濟賬。”黃順江說。現階段故居保護，省、市、區各級政府的人力財力是有限的，只能優先保護一些名氣較大的、更能帶來現實收益的名人故居。

­　　名人故居的認定，是造成保護困局的另一個原因。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故居認定并沒有特別清晰的評判標準，保護對象的范圍難以劃定，保護工作也就無法有效展開。根據1996年發布的《關于嚴格執行建立紀念設施有關規定的通知》，已故近代名人的故居，除經批準的以外，一律堅持正常使用，不得專門騰出作紀念館。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劉魁立則認為，“文化意識缺失，導致故居保護難以有序展開。人們現階段關注的重點，仍然是一些物質層面的收益，而故居保護作為一個長遠項目，難以帶來直接收益。”

­　　“買下房子我當然會修好”

­　　“天津記憶”志愿者團隊青年學者張翔告訴記者，居民占用的名人舊居，保護狀況較差，反倒是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占用的舊居，保護情況較好。

­　　“機構占用的話，有錢去維護房屋。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舊居維護費用可能比建造費用還高。再加上名人故居房屋多是公產性質，大雜院中的住戶缺少對故居的應有維護。”張翔如是說。

­　　記者在天津市和平區走訪發現，天津較為著名的名人故居多為政府或企業使用，保存狀況較好。如孫傳芳舊宅，現為天津市供熱辦公室、市人口學會等多家機構聯合使用；靳云鵬舊宅現為市文物公司使用；顧維鈞故居現為民革天津市委使用；孫殿英故居，現為中鹽天津市長蘆鹽業有限公司使用。

­　　天津的保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借鑒，這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即故居騰退后的合理利用。孫勁松表示，文物騰退后，不應再完全由政府“全包”，而是可以明確公益性使用方向和管理使用規則，然后引進社會力量，把文物古建變復合型文化場所。

­　　黃順江認為，故居保護現階段只是學界、政府在做，力量有限，保護渠道也相對封閉，需要更開放些。“可以邀請當地企業參與，一方面通過對故居文化價值的發揚和傳承，企業也增強了自身的品牌內涵和知名度；另一方面把成本壓力分給企業承擔，達成雙贏的局面。”

­　　事實上，近年民進北京市委曾提案建議，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名人故居保護工作，支持成立相關民間公益組織和慈善組織。同時，向社會籌集資金用于名人故居，在確保不改變名人故居原始結構、原有風貌的前提下，將部分名人故居出租、出售給私人業主，通過產權轉讓的方式推動名人故居保護。

­　　“但是，就一個院子修好了，周邊街區設施還是不足，上個廁所都得去公共廁所，會有人來么？如果能讓我把住的房子買下來，我當然會修好它。”有居民如是建議，名人故居的騰退修繕，需要和文保街區整體的騰退修繕相配合。而要發揮住戶們的文保積極性，直管公房的管理體制改革，需要有所探討和推進。

­　　另據悉，11月22日，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第十二次全體會議，對直管公房管理體制進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