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歲到27歲，許瑤每個月最多能見到父親一次，每次半個小時。

2月4日，12時30分許，庭審結束。家屬在法院門外等待結果，有的家屬又抹起眼淚。記者 盧義杰攝

　　張云長大的經歷與她相似。直到今年1月20日，張云告訴父親：“這可能是我們最后一次在這里見面了，下次見面，我們肯定在家里。”

　　她離開與父親相見的福建省莆田監獄后，過了15天，她與許瑤分別穿上橘紅與粉紅的呢子大衣，早早來到法院等著，見證父親平反時刻的到來。

　　截至今天，她們的父親許玉森、張美來已失去自由22年。

　　1994年，他們連同另外兩人被警方認為是一起綁架殺人案的兇手。時隔5年，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以搶劫罪判處4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今天，福建省高院在莆田開庭再審，當庭改判4人無罪。

　　父親被抓走時，許瑤5歲，張云6歲。父親平反出獄時，她們已有各自的家庭，最大的孩子都已經8歲。

事發：怕追問“爸爸在哪兒”不敢辦婚禮

　　2月4日晚，莆田新涵大道兩側路燈亮了，許玉森、張美來第一次走出監獄大門。

　　許玉森換上女兒兩天前給他新買的衣服，頭頂冒出的白發像刺一般扎人，他才47歲。70歲的老母親挽著他的手臂，始終沒有松手，她的眼淚也沒有停過。

　　在許瑤的印象里，小時候，有一段時間奶奶和媽媽都在不停地哭。1989年出生的許瑤，那時還不知道1994年春天發生了什么，后來她才慢慢明白，家人哭的是在北京打工的父親被警察抓回莆田。

　　她家在莆田市聯星村的舊房子與張云家挨著。張云比她大一歲，在張美來的4個孩子中排行老大。兩個女生經常一起玩。兩人嬉笑的時候，并不知道1994年1月13日夜晚，在30里外的前范村，鄭某遭遇入室搶劫，被殺死在家中。

　　張美來像往常一樣，繼續開著三輪摩托車。一天，他出車到晚上都沒回家，接著警察去他家里搜查“有沒有金戒指”，翻得“亂七八糟”，但一無所獲。

　　沒多久，這兩個挨著的家庭，傳出張美來和許玉森都因搶劫殺人案失去自由的消息。

　　1999年的福建省高院終審判決書里，兩位父親是這樣殺死了鄭某：

　　他們先用細塑料繩，分別把大廳門環及西小廳門環捆結，張美來再用螺絲刀撬開大廳東后房門鎖。當他們和另外兩名村民蔡金森、許金龍進入大廳，鄭某正好走了出來。

　　許玉森急忙攔腰抱住了鄭某，張美來、蔡金森用風濕膏貼住其嘴巴，許金龍則將面粉袋套住他的頭部、頸部，再用粘膠紙緊繞了好幾圈。最終，老人頸部受壓窒息死亡。

　　警察想從張家找到的金戒指是“贓物”之一。在判決書里，死者共有6枚金戒指，被他們截為12塊，每人3塊，在賭博輸掉后賣給了一個叫陳國太的人。

　　他們的家人不相信這一切。今天的再審判決書也顯示，這些事實缺乏與之相關聯的客觀證據。

　　失去自由那年，張美來28歲，是四人當中年紀最大的。許玉森25歲。21歲的蔡金森則剛結婚18天。20歲的許金龍還來不及結婚。

　　許瑤的感受是，村里的人，有同情的，也有人幫忙出主意的。當然，也有說閑言碎語的。

　　陰影10年之后仍未散去。2008年，張云的弟弟娶了媳婦陳梅，她一度以為“自己沒有公公”，后來才逐漸知道這件事。陳梅生了一男一女，大的已經7歲，但這對夫婦至今仍然沒有辦婚禮。

　　“如果別人問起爸爸哪兒去了，該怎么說？”張家顧慮。

　　除了精神跌入谷底，物質生活也緊張起來。張美來入獄之后，好長的一段時間，每個季度2000元低保成為有4個小孩的張家的重要收入來源。

　　許家也不樂觀。凌晨4點，許瑤的媽媽就得起床下地干活，7點左右又急忙到別人介紹的飼料廠上班，一直干到晚上9點。如果是旱季，她甚至半夜就去田里澆水，一般很少人敢在這時候下地。

申訴：為省路費故意讓“黑保安”抓回老家

　　嫁入張家的陳梅不是本村人。聽說公公入獄的事情后，她告訴別人：“如果真的殺人了，那就一命抵一命。但是，我父親是冤枉的。這些事沒證據。”

　　陳梅希望公公盡快出來，這樣，她也可以與丈夫補辦一場婚禮了。

　　她陪著婆婆到省會福州，然后再轉火車去北京，好幾次都是將近20小時的站票。起初，她不好意思在過道邊坐著，去的次數多了，她也學著撿一些紙皮，索性半夜里躺在過道上。

　　與她家一起踏上反映情況之路的，還有另外3家人。有的村民普通話都講不好，到了有關部門只能“跟啞巴一樣”，但依然一次次跟著往上跑。

　　為了離法院近一些，陳梅和婆婆只住法院附近每晚10元的旅館。五六個陌生人擠在一間屋子里，她起初不敢睡著。她還看到，有的人夏天舍不得花錢，就睡在大街上。

　　“他們是乞丐嗎？”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許瑤也看到了這些睡大街的人。所幸，許家有親戚在北京，給許瑤的媽媽留了一把鑰匙。

　　因為反映情況，他們曾被拘留過。“有證的拘留，我媽媽就有七次。”許瑤說。

　　但陳梅有時候偏偏試著“自投羅網”。

從北京到福州返程車票硬座要200多元。為了省錢，她和家人在反映完情況之后，主動到截訪人員密集的地方。有人問她：你是干什么的？她馬上說：我們來上訪的。

　　緊接著，她就被這些人帶到另一個地方，等湊夠了十幾人之后，統一被送上火車。

　　張家另一邊也在持續每月一次的探望。監獄里，張美來的臉龐一次比一次更接近中年的樣子，“總是報喜不報憂，如果和哪個鄰居吵架了，肯定不說”。

　　如果張美來托家人辦事，但沒有盡快辦好，在每月一次的見面里，他也會對著電話機大聲說話。張云明白，父親心里焦急，有時情緒不好。

　　父親們也逐漸與外界隔絕開來。一次去探監，張美來請家人幫忙“買一雙5元的鞋子”。他不知道，“現在有的襪子都要賣5元了”。

　　在監獄里的許玉森，發現孩子在外面一天天長大，“心里難以接受”。聽說外界的事情，他也在感慨“社會發展這么快”。

　　時光一年年流逝，反映情況乘坐的車票越積越多。張云和許瑤成年了，成家了，各生了兩個孩子。她們的父親仍然留在高墻里。

　　很多時候，許瑤的媽媽聽說誰誰可以幫家人伸冤，誰誰有關系，誰誰可以幫忙寫材料，她便東借西湊了一些錢，一次又一次，但沒有結果。她說自己被騙了，家人追問被騙了多少錢，她從沒具體說過，只說是“十幾萬”。

　　2009年前后，北京多名律師接觸了案情。一些律師發現，指向4名被告人處理贓物的重要證言，兩份筆錄簽名明顯不一樣。緊接著，4個人的供述為何自相矛盾，4個人都有不在場的證明，越來越多疑點被陸續提出，媒體也進行了披露。

　　案情逐漸明朗起來。在不少律師看來，案子平反只是時間問題。這時，距他們失去自由即將20年。

　　2014年2月，福建省檢察院作出再審檢察建議，認為“原判認定蔡金森、許玉森、許金龍、張美來共同搶劫犯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建議福建省高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予以再審。

　　家人一度以為再審有望。然而，進程又卡住了。一晃兩年，悄無聲息。

　　一個多次與許家打交道的律師還是發現了一點異樣。他偷偷問許瑤，為什么她的母親對律師好像有些冷淡？許瑤解釋，她被“騙”得害怕了，誰也不相信了。

平反：父親愿意寬恕當年的公檢法辦案人員

　　再審決定書是2015年12月收到的。許瑤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開心得快哭出來”。

　　張云聽去監獄會見父親的律師說，“張美來第一次見到我們就主動微笑”。以往，她的父親挺嚴肅的。最終，再審的日子定在今年2月4日。這距2016年除夕只有3天，距上次開庭隔了17年。

　　當年一起走進被告席的蔡金森，經過減刑后于2014年刑滿釋放，他娶妻生女，剛成為一名父親。張美來幾個孩子都成年成家了，家庭開始有新的收入來源，元氣慢慢恢復了一些。許瑤則在姑丈的幫助下，修了新房。

　　2月2日這天，許瑤與張云帶著家人來到市區，給父親們挑衣服。張家買的是外套、毛衣、褲子、鞋子、襪子，全身加起來600多元，張云也給媽媽挑了一套與自己衣服顏色相近的橘紅呢子大衣。

　　所有家屬都相信，這樁22年前的案子就要改判無罪了，4名親人馬上可以回家過年。好多女家屬特地穿上了紅色系的外衣。

　　2月4日，蔡金森凌晨3時40分就睡不著了。許瑤在凌晨5時也“自動醒了過來”。

　　上午8時，張云向周圍擺出OK的手勢，進了庭審現場。她發現，不僅是父親，所有被告人說話都有些激動。許瑤放棄現場旁聽。她家有3個名額，一個給了弟弟，一個給了媽媽，還有一個給了當年幫她家尋找證據的校長。

　　庭審開始。張云聽到，檢察官當庭建議法院改判。

　　“沒有懸念了。”休庭的時候，她出來告訴在法院外等候著的人們。兩點半宣判，三點宣判，四點半宣判……一個個宣判時間的版本在庭外流傳。家屬們一遍遍集合，望著法庭開門的方向，又一遍遍散去。

　　17時，結果公布：無罪。

　　家屬們沒有歡呼雀躍。他們好像聽到了十分正常的結果，開始分配誰坐哪輛車，前往監獄接人。

　　“我爸剛剛出來，先把身體恢復好，慢慢適應外邊的生活吧。”21時，張云正擁著父親去一家四星級酒店參加宴會。父親已經22年沒出來了。

　　許玉森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許瑤的車還在路上。她打聽給父親買的衣服是否合身，結果，不大不小剛剛好。

　　面對鏡頭，失去自由22年的許玉森沒有嚎啕大哭。他說，他選擇寬恕當年公檢法的辦案人員，“看在他們父母和孩子的份上”。因為他感受到，一個人落難是全家非常痛苦的事情，“希望他們多做好事多積德”。

　　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親：為了去看守所給他送錢，又趕著回村里耕地，路上出了車禍，人癱瘓了。2012年，在他平反的4年前，許玉森的父親離開人世。

　　許玉森父親的眼睛，是同樣等待父親歸來的許玉森之子幫忙合上的。

　　(文中當事人家屬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