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國務院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的張昕竹，由于為高通公司撰寫的一份相關報告被高通公司高管呈給發改委作為抗辯的證明，從而深陷輿論漩渦。

　　這份報告撰寫的時間，經《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了解，處在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公開宣布已經著手展開對高通的調查之后。

張昕竹

　　一位曾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工作過的人士對本報記者評論稱，反壟斷是新生事物，中國處于轉型期，很多都處于建章立制的階段。中國要完成轉型、建立制度、完善道德和法律約束，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也要一步一步地做。張昕竹在本案中的遭遇，可以算是這種轉型期的典型表現。

　　8月18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月度例行發布會上證實，張昕竹因違反《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工作規則》有關工作紀律的規定，于今年7月30日被解聘，不再擔任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的成員。

　　9月11日，發改委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在新聞通氣會上介紹稱，自己親歷了這一過程。高通公司總裁德里克·阿伯利（DerekAberle）在第二次與許昆林會面快結束時，提交了一份報告，并特意提醒反壟斷部門，報告作者之一的張昕竹是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的成員。

　　對照國務院專家咨詢組的工作紀律，許昆林發現張昕竹嚴重違反了工作紀律，便立即向反壟斷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尚明作了書面報告，同時向專家組組長張穹作了書面報告，建議予以解聘。

　　許昆林表示，高通公司曾與張昕竹達成協議，報酬按每小時800美元計算。高通公司雇請張昕竹應對此次反壟斷調查的所有報酬是140萬美元，其中張昕竹參與編寫報告的報酬約為20萬美元。

　　許昆林稱，截至官方對此事展開調查時，高通公司實際已經付出88萬美元，張昕竹個人有效工作時間報酬按每小時800美元計算。從張昕竹所在的全球經濟學集團的賬單來看，高通集團已向張昕竹支付了9.3萬美元，張昕竹本人和其所在單位確認實際已經收到7.7萬美元。

　　解聘之初，張昕竹曾對媒體稱，自己被解聘是由于為外企說話了。由于細節遲遲未能公開，小道消息滿天飛。因此也有相當多的業內人士，包括專家咨詢組內部的其他一些專家對其表達了同情。之后，張昕竹開始向媒體沉默，他在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來的短信中表示，目前不便接受媒體采訪，希望理解。

　　記者多方了解到，張昕竹是在專家組中少有的經濟學領域專家。他參與了中國《反壟斷法》的立法，并運用經濟模型，主導測算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事后，張昕竹曾對一位圈內專家表示，覺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但被批評為“政治方面幼稚”。

　　這位專家對記者評價說，張昕竹本人性格自信且固執，但在理論研究領域經常有獨立的見解。他一貫的主張是由于創新活動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源泉，各國在不公平定價案例的選擇以及認定上應該極為謹慎。

　　但接受記者采訪的至少5位以上的業內專家都承認，由于在明知高通公司被調查的情況下為其撰寫報告，張昕竹確實違反了“利益回避”原則，并違反了小組工作紀律。而且，如果以上金額屬實，也確實遠遠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項目報酬金額。

　　“（數目）太大了！我根本不敢想！是不是用他國務院反壟斷專家咨詢組的這個頭銜呢？這里面是不是有些問題呢？如果沒有這個（頭銜），他能不能拿到這個數？”國務院反壟斷法委員會咨詢專家、社科院研究員王曉曄評論說。

　　北京大學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盛杰民則說：“我2004年接了一個外企的類似報告項目，最終按照國家項目收費，大致是5萬元人民幣。”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除了專業素質，高通公司更為看重的，顯然還是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的名頭，而且找了多位專家撰寫報告，但僅有張昕竹接下了這個任務。

　　“專門標出了專家組成員，就說明這個報告是為了應對調查專門寫的，不是通常的什么‘中立的報告’。”前述曾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工作過的人士說。

　　多位了解專家咨詢組運作的人士對本報記者稱，由于反壟斷案例涉及的范圍極廣，交叉領域多，專家咨詢組成員包括21位行業內的資深專家，大致由4~5名法律專家、4~5名經濟學家，以及11名行業領域（比如IT、互聯網行業）專家組成。這些專家通過各部委推選，任期3年，第一任期將于今年年末到期。

　　專家們與執法機構之間，一般會有一個不定期的研討溝通，遇到具體案例，專家咨詢組中的部分成員可能會被咨詢。專家們獲得的，只是一個榮譽稱號，并無任何報酬。但同時出于工作紀律要求，進入專家小組以后，會被要求擔任企業獨董或其他企業顧問的職位，僅可以接一些常規的合規咨詢項目。

　　當然，對于一些專家來說，獲得這個榮譽稱號，也是未來從市場上獲得更多收益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