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兩位中國勞工的遺屬在慰靈碑前哭訴著燒紙錢。周圍鏡框中的人像是近年來去世的原中國勞工。（《日本新華僑報》）

花岡事件5億日元理賠金去向成謎

　　1995年6月28日，耿諄等11名原告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二戰期間，他們被迫工作的鹿島建設公司，對其進行賠償。這成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第一案。

　　歷時十年，通過在日本訴訟的方式，耿諄等11名原告最終得到了和解結果：鹿島建設公司向中國紅十字會信托5億日元，作為事件的賠償金。

　　然而，十年過去了，986名應享受賠償金的勞工中，只有500多名勞工及家屬得到了賠償金。這筆賠償的余款究竟是如何使用的？

　　一切依然是謎。

　　二戰時期，侵華日軍強擄4萬多名中國人到日本充當勞工，其中986人被送到日本秋田縣花岡中山寮集中營，為“鹿島組”（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做苦工。

　　他們在日本每天工作達16個小時，中國勞工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因不堪忍受繁重勞動和殘酷折磨，1945年6月，勞工大隊長耿諄發起了花岡勞工大暴動，當時該事件震驚世界。

　　1995年，以耿諄為首的11名受害者，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鹿島建設公司提起訴訟。2000年11月，雙方達成和解：鹿島建設公司向中國紅十字會信托5億日元，作為事件的賠償金。

　　現在，和解事件已經過去十年，只有500多名勞工及家屬得到了賠償金，這筆賠償的余款究竟如何使用？一切依然是謎。

　　負責監管該項賠償金的中國紅十字會相關工作人員解釋，他們是按照國家財務規定、中國紅十字會財務規定，依照花岡基金管理委員會的要求進行使用，并接受著國家審計署的審計。

　　但這一說法遭到了多位知情人的質疑。有人稱，這錢肯定是花亂了。

討回5億日元

　　作為勞工大隊長的耿諄1914年生于河南省襄城縣。1942年，侵華日軍“大掃蕩”時，耿諄任中國國民黨第15軍上尉連長，因腹部受傷被俘，1944年被送往日本花岡鹿島組從事苦役。

　　因無法忍受日本人的虐待和凌辱，1945年6月30日，耿諄率領中國勞工舉行“花岡起義”，遭到日本官方鎮壓，百余人被虐殺致死。

　　起義失敗后，耿諄先被判處死刑，后改判為無期徒刑。日本戰敗后，耿諄于1946年11月回國，以務農為生，曾任河南襄城縣政協副主席。

　　回國后，耿諄成為花岡暴動勞工對日索賠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1989年12月22日，以耿諄為代表的“花岡受難者聯誼籌備會”向迫害過他們的鹿島建設公司發出公開信，要求對方謝罪、在日本大館市和中國北京建紀念館及賠償每個受害者500萬日元，從此拉開戰后中國民間對日戰爭受害索賠的序幕。

　　1990年7月5日，受害者代表耿諄與鹿島建設公司發表了“共同聲明”，其中表述道：“中國人在花岡礦山出張所所遭受的不幸是歷史事實，是基于內閣會議決定的強制押送、強制勞動所引起的。鹿島建設株式會社承認這一事實，承認作為企業也有責任，并對中國幸存者及遺屬表示深刻的謝罪之意。”“聲明”同意就公開信上提出的三項要求進行磋商，但事后鹿島旋即反悔，使交涉陷入僵局。

　　經過6年交涉無果，1995年6月28日，耿諄等11名原告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成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勞工的第一案。又經過兩年多的審理，法庭在對受害事實尚未認定的情況下，以訴訟超過了時效為由，于1997年12月10日宣布原告敗訴。

　　原告不服，提出上訴。

　　二審經過六次開庭后，2000年11月29日，在日本高等法院主持下，由日本律師團代表原告方與被告達成“和解”。

　　“花岡事件”中國勞工索賠案，是我國乃至二戰亞洲受害國家戰后對日本訴訟第一案。

　　2000年11月29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開庭宣布，以11名被日本侵略者強擄的原中國勞工為上訴人，以日本鹿島建設株式會社為被上訴人的花岡事件損害賠償請求上訴案達成和解，鹿島公司在不承認法律責任的前提下，拿出5億日元設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

　　以耿諄為代表的一些花岡受害者沒有接受這個所謂的“和解”，耿諄在“和解”之時，就宣布退出聯誼會，不再過問花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