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2003年3月9日，《平頂山晚報》刊登了一篇報道稱：“4月2日，包括‘花岡暴動’領袖耿諄在內的我省20多名該事件的受害者及遺屬，每人將在鄭州領取2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6萬元）的賠償金。”

　　耿諄激怒之下發表了《嚴正聲明》稱，耿諄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對屈辱的和解，拒絕領取可恥的鹿島捐出的發放金（只限耿諄本人）。耿諄說：“是日本的律師替我們達成的和解，律師讓我們寫了全權委托書，簽了字，他們口頭告訴我們的內容與日文的調解書內容不一樣，我們還以為日方同意了我們的要求，就答應了。”

　　“沒想到我們被律師騙了。這樣的結果我們難以接受。我們想討回的是中國人的尊嚴，這筆慰問金和賠償是兩碼事。”耿諄的兒子耿碩宇說。

　　花岡“和解”成立后，由于日本加害勞工企業鹿島公司聲明戰爭期間“盡到了對勞工的照顧義務”，并稱所謂“捐出款”不具有“賠償、補償的性質”，令耿諄等部分花岡受難者憤憤難平。

　　耿諄怎么也想不通，一個欠下中國勞工累累血債的日本企業搖身一變竟成為“慈善家”，那本應該償付勞工的賠償金變成了為救濟中國人的“捐款”，勞工們奔波斗爭了十年，得到的是用途規定為“用于對受難者的祭奠以及追悼”（日本人稱慰靈）的“香火錢”。

500余受害者得到賠償金

　　石家莊市黨史研究會何天義一直專注研究二戰期間日本勞工問題。他認為，“和解條款”規定“鹿島公司向中國紅十字會信托5億日元，作為一種對在花岡事件受難人祭奠等的表示。本項基金，從日中友好的觀點出發，用于對受難者的祭奠以及追悼、受難者及其遺屬的自立、護理以及后代的教育等方面。”也就是說鹿島拿出的這點錢是“祭奠費”，而在和解的當天，鹿島還特意發表聲明，“本基金的捐出，不含有補償、賠償的性質”，日本的許多報紙干脆直截了當的稱這是“救濟金”。

　　“救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金錢或物資幫助災區或生活困難的人’，是一種‘救助’行為。”何天義稱。

　　根據《花岡和解條款》的相關規定，鹿島公司將5億日元信托給中國紅十字會（即由紅十字會代管），設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成立由花岡受難者、參與索賠的日方律師和學者共8人及1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組成的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員會。基金的用途規定為“用于對受難者的祭奠以及追悼、受難者及其遺屬的自立、護理以及后代的教育等方面”。

　　為此，管委會作出決議，將基金的半數以“賠償金”的名義直接發放到每一個已經找到并確認接受和解的勞工及遺屬（2003年每位領取人獲得相當于人民幣1。6萬元至1。7萬元）；在另一半基金中給每位勞工發放5000元子女教育費，其他集中作為調查并尋找其他勞工、舉辦紀念活動、支付勞工等人員到日本祭奠往來費用等。

　　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986名花岡勞工中有河南勞工111人。中國紅十字會給出的說法卻是：“自2001年7月份起，雖經多方調查、尋訪，但只確認了20多名受害者或者親屬，目前仍有80%的花岡事件受害者未能找到。”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聯絡處處長、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員會事務局局長張虎此前表示，為尋找花岡勞工，我們采取了各種措施和方法：一是廣發信函。事務局剛成立的2001年4月初，我們就給過去尋找到的所有花岡勞工幸存者和遺屬發出了信件，進行情況調查。5月，又給沒有聯系上、且有地址可查的500余人按名冊分別郵發了信函，并隨時與尋找中新發現的人員及時進行了聯系；二是利用媒體進行廣泛宣傳。2001年至2003年在濟南、青島、石家莊和鄭州六次召開發放賠償金儀式和新聞發布會。經過努力，我們尋找到花岡受難者530余人。

　　“花岡基金是花岡受難者、遺屬、日本友人和愛國華僑經過十余年艱苦斗爭的成果，是花岡勞工的血汗錢、生命錢，必須十分珍惜，認真負責的管理好、發放好、使用好。為此，我們認真貫徹執行《花岡和平友好基金說明》中關于基金用于支付受難者的基金、資助祭奠活動、培養教育受難者的子女的希望工程和尋找花岡受難者范圍的規定。不亂開口子、亂設項目。除以上規定所需資金堅持做到由聯誼會干事會討論決定，我們還認真堅持月度支出預算開支、月度報表、年度報表和收入支出的各項規章制度，并堅持進行財務審計。”張虎稱。

　　山東當地媒體此前報道如此描述：2003年9月22日，19位山東花岡受難者及家屬接過了日本鹿島公司的25萬日元賠償金及5000元人民幣的教育費。據張虎介紹，到目前為止，有關部門已找到986名受難者中的464名，山東受難勞工共有568名，已找到278名。

理賠金巨額余款去向成謎

　　記錄花岡事件的的著作《尊嚴》的作者李旻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稱，中國紅十字會作為信托人，并不參與基金的使用決策，但負責監管基金的使用情況，同時并不從這份勞工索賠款中扣所謂的工作“費用”。但是，中國紅十字會并沒有適時公開相關的信息。

　　李旻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這筆錢無論是什么性質，作為托管單位的中國紅十字會，肯定是把錢亂花了，到現在也沒有公布，我在寫這本書是曾多次要求采訪中國紅十字會，要求公開接受賠償受害者的人數，但始終沒有得到。”

　　“我們很難了解到這筆錢去向的真實情況，因為這筆錢屬于信托金，只有受托方有權利查詢、監督。信托方是日本鹿島公司，其他人沒有權利查。很多人士要求公布賬目，紅十字會根本不理睬。”李旻稱。

　　李旻表示，鹿島公司只是賠了一小部分，所以根本不愿理這件事，紅十字會只承認找到500多人，但日本方面是按986人給的，至少還差400多人及其家屬沒有得到這筆錢。而且當時按每人50萬日元計算的，實際發到受害者手中只有25萬日元。中間出現了巨大的資金缺口，錢去了哪里？沒有人知道，可以說，這筆錢肯定被亂花了。

　　6月27日，媒體人周筱赟在微博上發文，稱他的朋友石玉在2009年對耿諄進行了采訪，發現了一些和紅十字會相關的信息。周筱赟在微博中提供了一個鏈接，該鏈接指向石玉的一篇名為《拜訪抗戰老英雄》的博客。

　　石玉在博客中寫道：“1995年，耿諄等多位花崗慘案的受害者起訴鹿島公司，鹿島公司最后拿出5億日元‘慰問金’。耿諄發表聲明，拒絕‘慰問金’。耿諄沒有拿一分錢，但他知道，受害者及其家屬中，有人比他生活得苦，他沒有反對別人拿。中國紅十字會最終接收了這筆資金，代轉給受害者及家屬。中國紅十字會扣了2。5億日元作為‘費用’。”

　　針對質疑，中國紅十字會此前在其官方網站發布《關于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的說明》，稱花岡事件是中國當事人與日本鹿島公司（強迫奴役中國當事人的企業）多年斗爭和訴訟的結果。1999年，中國紅十字會應花岡訴訟案中國原告方耿諄等11位原告（中國當事人）的請求，同意作為受托人參加花岡訴訟案的和解。

　　2000年11月29日，花岡訴訟案原、被告（鹿島公司）正式達成和解。根據和解條款規定，原告們選出了花岡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負責根據和解條款的有關規定，決策花岡基金的使用。中國紅十字會作為受托人，根據和解條款的規定，開始了花岡和解的后續工作，主要職責就是將5億日元信托金設為“花岡和平友好基金”，并負責該基金的管理。

　　在上述說明中，紅十字會方面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花岡基金管理委員會開展了大量工作，幫助尋找到520名花岡中國勞工，協助辦理信托金、教育金的發放，并積極協助組織安排花岡人員赴日本參加祭奠活動，在國內舉辦各種形式的展覽及會議等。通過這些活動，使更多的人了解歷史，為中日兩國世代友好作出了貢獻。

　　對截留該筆基金的質疑，中國紅十字會回應稱，完全不存在扣留2。5億日元的情況。中國紅十字會作為受托單位，將會繼續協助花岡基金管理委員會做好這項工作。

　　在記者向紅十字會提出，希望采訪張虎時，相關人員稱其在外地出差，隨后婉拒了記者的采訪。(據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