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爭者到計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楊支柱為自己的“二胎”抗爭的一年多里，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計劃生育制度副總設計師田雪原分別在《經濟參考報》和《人民日報》上撰文，呼吁調整人口政策。這被解讀為“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

　　“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達到了當初的目標，少生了4億人，使得計劃生育政策在上一個階段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田雪原說。他提出了一個“十二五”期間，從“雙獨二胎”，到“一獨二胎”，再到農村“普遍二胎”的漸進政策。

　　而2011年7月，廣東省計生委主任張楓表示，廣東省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即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生兩個孩子)試點的申請。

　　“這些消息，會不會給你一些樂觀？”

　　對此，楊支柱連著回答了兩個 “不樂觀”。在他看來，廣東省的意圖可能是現在申請單獨二胎，到2016年申請全面二胎試點。但是他分析認為，1990年以前中國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多萬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數不到600萬，這樣即使以后放開生育，適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數也極少。

　　按他的邏輯，“(人口)災難本身是注定的，我們現在只能盡可能地縮小一點災難。”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省能提出調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贊揚的。”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對南都周刊記者說：“但是在人口危機已經開始全面爆發之際還只提放開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楊支柱與易富賢相熟。楊在1990年代就從法治角度反思過計劃生育，2006年兩人開始聯系，在人口問題上有著“高度共識”。談到對楊支柱的印象，易富賢說：“作為湖南老鄉，我們在性格上也都比較‘蠻’。”

　　楊支柱、易富賢兩人都認為，現在提放開二胎，已經是落伍的觀念。易富賢向本刊分析，要維持出人口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是2.1；而由于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遠遠比發達國家要高，因此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慮到不孕癥(中國目前是1/8家庭不孕)、單身、丁克等人群，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易富賢說。

　　易富賢認為，中國盡早停止計劃生育，可為今后節省“動能”，否則，“中國今后將與現在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一樣長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掙扎。”

　　對于“生二胎”的態度，楊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變化：

　　2008年，他曾與何亞福、梁中堂、滕彪、吳祚來、葉廷芳、易富賢等眾學者一起，共同簽署了《放開二胎倡議書》；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題為“必須無條件停止計劃生育”的評論文章，明確表示“放開二胎”是錯誤的；近日，在回答“你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向哪方面調整”時，他說：“沒法調整”，“應該徹底廢除計劃生育，并鼓勵生育。”

　　但是，從制度層面來說，他并不樂觀。

　　根據他的觀察，現在為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鼓與呼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越來越少。“2007年有二十幾個人發言，你現在找二十幾個人還找不出來。因為說話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爭的代價

　　如果不要因為“二胎”，楊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樣子：寫論文，當教授，出席各種學術活動。在外界看來，二胎終止了他的學術生命。但談起這些，他絲毫沒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學術論文有什么好寫的，又沒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學術。”

　　楊支柱被學院解聘之后，先后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畢業校友、五教師上書院領導，稱“楊支柱老師從法學的角度，以言論和行動推進這一公共政策的改變，其識其膽，令人敬佩”：希望學校能“善待楊支柱夫婦的選擇和追求”，超越現行不合理的規定，對楊支柱免于處分。

　　但這些陳情，并未獲得校方的積極回應。“實際上我現在是失業狀態，又不能領失業救濟金。”他說。

　　現在，楊支柱一家擠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家屬區，室內已經顯得非常破舊。

　　在北京已是房價飛速上漲的2007年，他以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購買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學院解聘后，經濟拮據的楊支柱一度想把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帶妻子孩子到鄉下去住。“學校的房子很搶手，一個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這個主意，被妻子陳虹堅決拒絕了。

　　楊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為一些報刊寫評論專欄，但也不太穩定，“很多地方都沒譜，第一是發不發沒譜，第二是發了什么時候給錢沒譜”。他已經懶得去看工資卡了，“反正從去年11月份開始，應發600多，實發幾十塊。”

　　他“下崗”的事情，最初沒告訴家里的老人，但后來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歲的人了，也沒有什么意見可表達了！”

　　楊家走廊兩側墻壁，已經被他兩個女兒的涂鴉涂滿。

　　楊支柱指著墻上中規中矩的畫，說：“那就是大女兒畫的。你說這好看嗎？這不就是照相嗎？”顯然，他更欣賞那些天馬行空的圖像。

　　“臆想的，與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畫的。”這種評價，讓人想起了他闡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書—《自由從搖籃開始》。

　　對楊支柱夫婦來說，孩子的未來，是個敏感話題。

　　雖然經歷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兒若楠還是不能上戶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時機給超生孩子上戶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給上的。”楊支柱說。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經過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登記到沒有戶口的人有1300多萬，其中多是超生人員。雖然僅占到全國人數約1%，但仍然是個龐大的群體。

　　楊支柱也明白，這是一個無證寸步難行的國家，以后孩子要上學，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證。但他仿佛一位大戰風車的騎士，盡管形容落魄，但還沒想去屈服。

　　對于丈夫的堅持，妻子陳虹淡淡地說：“路都是自己選擇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為妻子，陳虹并非沒有怨言。

　　生孩子成為公共事件，也并非這位母親所愿。

　　現在她最為希望的是，當若楠六歲的時候，不再是個帶著“特殊標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樣，以中國人的身份進入學校。“希望那時候這場由她而起的爭論，以及所有那些關于反對或支持計劃生育的文章、言論，都成為歷史的塵埃，消散在光陰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