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身交罰款”

　　雖然官司輸了，但楊支柱還是請老同事周澤吃飯作為答謝。這頓飯吃下來，結果卻被知曉楊家生計狀況的周澤，借上廁所之機提前埋了單。

　　“我知道他家庭負擔很重。”周澤說，去年楊支柱去長沙辦事，為了節省開支，買的竟然是硬座票。

　　飯桌上，周澤對楊支柱開玩笑說：“你把孩子抱到計生委去，由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計生委進行社會撫養吧。”

　　楊支柱很喜歡這個玩笑。他甚至也有這個想法，如果海淀區法院真的來強制執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區計生委門口去，搞個行為藝術。

　　2010年10月的一個周日，楊支柱他真的去行為藝術了一把，不過，地點不是海淀區計生委門口，而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

　　這個地點的選擇是楊精心考慮過的：既不會引發交通堵塞，也有足夠大的人流量，在警察來阻撓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時間“撤退”。

　　倚在天橋欄桿上的楊支柱，身前擎著一張巨大的綠紙，上書“賣身交罰款”幾個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罰的經歷：“考慮到賣身之后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很快，網上就出現了他“賣身交罰款”的照片。楊支柱看后，索性把朋友拍攝的全程視頻也放到了網上。

　　“身”沒賣成，卻再次在社會引發了對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輪關注。

　　據楊支柱說，這次行為藝術過后，北京維穩部門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負責人甚至還特地請他吃了頓飯，一起喝了兩瓶牛欄山，目的只有一個：別再上街。

　　“等計生政策廢除？我等不起”

　　楊支柱的這場抗爭，外界有著不同的解讀。

　　與楊相熟的學者丁東斷言說，“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說是楊支柱策劃已久的”。他認為，無論是在懷孕前、懷孕中還是生孩子后，楊支柱夫婦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推動人口政策調整。

　　丁的判斷來自于，作為學者的楊支柱，以前關注的領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權等問題。楊支柱還曾創辦過問題與主義、學而思網站，“孫志剛事件”發生時，他是取消收容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但是三四年前他開始收縮戰線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對一胎化政策上來了，不但在網上寫文章發表意見，而且還想通過自己的個案來推動人口政策的調整。”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楊支柱對此堅決否認，“孩子都是從胎兒來的，不墮掉她肯定就會成為你的孩子。為孩子治病傾家蕩產的人很多，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動物都可以為孩子奮不顧身。我讀了那么多書，不能連畜牲都不如。”

　　第二個孩子的到來純屬意外。

　　2004年，38歲的楊支柱和陳虹結婚。他曾對妻子說：“你生多少個我就養多少個，我肯定不嫌多。”當時陳虹還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楊支柱還高。“二胎”，還是一個他們觸摸不到的話題。

　　2006年，陳虹懷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兒若一。

　　三年之后，2009年，陳虹再次意外懷孕。她的態度與丈夫一樣，同樣選擇把孩子生下來。在事后一封發布于網絡的聲援丈夫公開信中，陳虹說，“老楊喜歡孩子，因為他認為一個孩子對成長不利，容易慣壞。很多獨生子女很‘獨’，不能接受一個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歲的女兒并不這樣，她強烈地要求有個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過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沖動的人，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因為‘理智’太多而過著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這樣的行為會帶來什么社會意義，那也并非是我們的初衷。”

　　處罰是楊氏夫婦倆意料之中的事。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來然后生完后帶回來說是親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學一下楊支柱認識的那位書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過請客送禮，只被罰了5萬塊； 再不然，就像楊支柱還認識的一個大學學院院長，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兒說成殘疾，說女兒心臟有個洞，讓醫院開個證明。“實際上計生委知道你這個是假的，但你給了點錢他就不管了。醫院里開個證明，幾千塊錢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終楊家都放棄了，“因為怕麻煩別人，因為覺得沒有尊嚴”。

　　“他是湖南人，脾氣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楊支柱的朋友對南都周刊記者如此說。

　　與楊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澤則表示，楊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與自己愛孩子有關，但也與他的個人立場和秉性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他一直批判計劃生育政策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東西為什么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東西在起作用，一種潛在的意識，認為不合理，就用行動去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