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開始哭泣,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耳機里傳來郭柯的聲音,“龍老師,可以了,停下吧。”
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里。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郭柯說,自己很倔,在市場面前,他也曾自我懷疑過,但從沒想過低頭。
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大不了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30年后一定有它的價值。
其實,剪片子時,郭柯也有過掙扎。他那些“導演的臭毛病”時不時冒出來,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節、有節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沒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輯師廖慶松,對方問他“你為什么要遷就觀眾?”
“你拍這個片子是為了什么?故事性嗎?”
“你為什么要剪得有節奏感?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
郭柯覺得自己醒了,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盤,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了3分鐘,卻多了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比如,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了一分鐘,沒有任何節奏可言。按過去,鏡頭對準5秒鐘后,這個年輕的80后導演就打算切走了,“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了,該切個近景什么的”。
可是這次,郭柯突然覺得,“人的心靈沒有節奏,就這樣放著,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
剪輯片子的幾個月里,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了。那個說著“眼淚都往心里流了”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世界真好”。